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7月23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认为，我国当前货币总量并不小，但是，企业融资成本高、融资难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针对这一问题，这次会议部署了多项解决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抑制金融机构筹资成本不合理上升的现象，遏制高息揽储；缩短企业融资链条，清理不必要的层层加价环节；清理整顿与贷款有关的不合理收费；优化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的贷款管理等。

据媒体报道，总理在这次会议上对大银行的惜贷行为进行了批评，一些大银行只做大生意，不肯给小企业一点阳光雨露。一些分析师也做了这样的解读：政策组合拳表面上是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背后的真实意图是解决银行“惜贷”的问题。

总理对信贷现状的不满，主要来自于一个悖论。一方面社会融资规模处于高位，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依然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货币供给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达到了10.57万亿，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146亿元，今年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了5.74万亿元，同比增加了6590亿元，增速为14%。然而，居高不下的社会融资规模总量并没有带来社会融资成本的降低，一些人认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出现了问题，而这一次板子就打在了银行身上，认为银行存在着“惜贷”的行为。不错，二季度以来，银行对贷款的条件提高了，之前的经营性贷款抵押物能做到7成，现在只能做6.5成了。贷款利率也有所上浮，总行和分行的审批门槛和要求越来越严格，原因就在于银行一季报揭晓后，数据显示不良贷款出现猛增，银行为了防范风险做出的应对措施。我们就能据此认为银行“惜贷”吗？

实际上，过去几年银行不仅不存在“惜贷”行为，而且还存在着过度放贷的现象，以上市银行为例，过去几年上市银行ROE水平一直在20%左右，将全部利润用于再投资，可以实现资产规模20%的增长，但是由于其股价长期低于每股净资产，如果将全部利润用于股票回购，虽然企业的规模增长率为0，但是每股收益复合增长率却可以高达58.7%，远高于前者，从股东利益考虑，企业应该放弃追求贷款规模的扩张，实施股票回购。然而，过去几年，我们看到的现象是，银行不仅没有实施回购，还在股价处于低位的情况下屡次提出再融资方案，就是为了补充资本充足率，进而实现贷款资产规模的高速扩张，银行已经为了贷款规模的增长牺牲了股东的利益，这和“惜贷”完全是背道而驰。再者，过去10多年的银行改革目标不就是要把原来的半事业单位性质的银行改成一个真正市场化的主体吗？如今，这一目标还不能说完全实现，银行刚刚开始对市场风险做了一些市场化反应，说明商业银行的自主性在加强，怎么就被扣上“惜贷”的帽子呢？

货币供应量相对宽松与企业融资成本高企的悖论主要原因不在于银行，而是在于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许多传统行业存在着产能过剩，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如果没有好的经济效益，如果银行不顾风险贸然放贷，其实是鼓励了落后的产能继续发展，从宏观上讲是一种资源的错配。经济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产业的升级与变迁决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着阵痛，转型的顺利必须要牺牲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对此必须有充分的认识。

国务院的政策目标，就是通过改革来释放红利，以此增加总供给，从而实现经济总量的增长，但是，正如上文所讲，制度变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红利的释放不可能是立竿见影的，而面对经济短期下行的局面，只能实行反周期的措施。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必须要完成今年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既想调结构，又想完成“十八大”提出的经济翻番所需的最低增长速度，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要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必须要刺激总需求，但是在刺激方式上又不能重复过去的老路，试图以“微刺激”来达到目标，“定向降准”便是“微刺激”的重要手段，然而，“定向降准”并没有达到释放流动性的目的，因为降准本身是一个总量工具，它有着释放宏观经济信号与改变市场预期的作用，而“定向降准”推出，既没有改变预期，也没有实现对资金价格的抑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国务院推出了“新国十条”。

经济结构转型是大的目标，经济增速下行是在这一目标下的必然结果，而“微刺激”是防范风险的重要手段，在明确经济结构调整的前提下，制定一个合理的增长目标尤为重要，不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将迫使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进行干预，其中包括对商业银行的干预，虽然在短期可以提高货币政策的效力，但是从长期来讲，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化程度如果倒退，其实是对转型的一种损害。如何权衡利弊，宏观经济政策将面临艰难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