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湾区形成与发展的经验借鉴及启示：纽约湾区发展成为世界级湾区的原因及经验启示

四、纽约发展成为世界级湾区的原因剖析

（一）移民促进纽约湾区的形成

    纽约是一个移民城市，而且是个国际移民城市。在纽约，几乎可以找到来自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移民，这是纽约在国际经济中心城市最为显著的特色。其对纽约湾区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移民是纽约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对纽约地域的扩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起到了重要作用。移民决定了纽约人口增长模式不同于伦敦、巴黎、东京等城市，它以海外移民为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大量移民流入刺激了纽约城市经济的发展，加速了资本积累和工业化进程，推动了纽约城市基础没施建设以及商业、服务业的迅速发展，而这一切又反过来使纽约成为全美吸引海外移民最多的城市。正是这种良性循环，使得纽约成为历史上城市化最为迅速的城市之一。

    第二，移民造就了纽约城市的商业精神。在纽约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移民的追求和价值观念无不体现在其城市生活中。移民把商业精神带到了美洲，纽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完全商业化的自由贸易市镇。荷兰人给纽约打上了自己的标记：新阿姆斯特丹（后来改名为纽约）是一个纯而又纯的商业中心，是一个市场，任何人都可以来此经商，不论它的种族、肤色、宗教信仰。追求利润的商业观念植根于这块土地中，这对于一个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移民推动了纽约城市人口结构的优化。大量国际移民往往以青壮年、高学历为主体，老弱病残者和低教育者相对较少，这使纽约人口趋于青年化，极火地增加了经济活动的劳动力总数。同时，国际移民也打破了过去狭小的通婚圈，使得近亲婚配率大为下降，通婚圈范围扩大，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

    第四，移民塑造了纽约的城市精神。来自海外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一代代移民进入纽约，不同文化在这里碰撞、吸纳、升华，在长期生活中不断竞争、融合、认同，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纽约城市人特性。同时，各民族移民在长期共存和竞争的过程中，也培养出了相互谅解、互利互惠的宽容精神。在纽约市800个社区中，很多都保留着明显的民族特色，中国城和小意大利现今都是旅游热点。在纽约的公立学校中，可以听到120多种语言。

    第五，移民形成了纽约的多元文化风貌。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都在纽约的城市建没、城市景观、城市文化、宗教艺术等方面反映出来，不仅形成了五彩缤纷的多元文化风貌，而且促进了民族文化交流和科学技术发展，使纽约长期成为文化信息交流中心和科学技术中心，而纽约能成为国际文化中心和国际时装中心也得益于此。

（二）包容的环境吸引高层次人才

    人才和资本的不断集聚使得纽约从300多年前北美殖民地一个小小的贸易前站起步，成为了首屈一指的全球金融中心。靠着现代会计制度等一系列规则的建立和商业运作模式的不断成熟，纽约的地位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再也没有被撼动过。2011年，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启动了一项重要的举措，即建立新的两百万平方英尺的科学技术研究生校园，来培养数以千计的未来工程师。同年布隆伯格市长捐出12亩的罗斯福岛作为科技园所在地，选取康奈尔大学和以色列科技大学建设新校园，并斥资1亿美元对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这一项目的目的就是在未来30年为纽约市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带来600家初创企业和价值230亿美元的经济活动。

    根据城市未来中心发布的数字显示，从2005年到2015年，纽约科技劳动力的增幅比同期全市劳动力增幅快10倍多。以前是人才随着工作走，现在对于一部分美国劳动力来说，情况正好相反，企业一般坐落于人才集聚的地方，以直接支持企业发展。同时，纽约正在艺术、美食、夜生活、轻便步行和文化宽容度等方面竭力打造全新的品质，通过优越的城市设施进一步吸引了高素质流动人才的聚集，从而吸引知识型的产业投资于这些社区。

（三）文化软实力支撑其国际地位

    纽约的“多重文化”洋溢着更多的吸引力。相对于硅谷的“单一文化”，纽约除了技术之外，还有媒体空间、服装工业和运输工业等，多种文化可以产生新的模式和新的商业，更易于从激进的技术创新转向为商业集成，从而产生新的引擎企业，这从纽约的经济结构和就业人口比例也可见一斑。纽约的经济引擎是由媒体、艺术、时尚产业、高科技和金融行业等一系列产业驱动的，这些产业为纽约创造了从入门级别的旅游业岗位到髙收入的华尔街岗位在内的一系列的就业机会。目前，纽约的艺术、娱乐及其他服务行业占总就业人口的百分比超过了10%，与科技从业人员共同构成了纽约就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形成了纽约多元文化的重要基础。

    文化创意产业被认为是新的高附加值的经济引擎。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对城市有两个主要益处：一是预示着城市拥有更高的生活质量，二是文化产业是城市和区域经济的活力点，支持其他产业，包括金融、公共关系等。2012年纽约市有40,340名全职设计师和3,884家设计类企业，名列全美第一。2003-2012年的10年间，设计类工作岗位增加了23%。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纽约设计类企业的员工数量有所减少。但随着经济复苏。设计类企业工作岗位迅速增长，2010-2012年间工作岗位增加了10%。其中，2012年纽约市时尚产业共有18万名从业者，占全市就业岗位的6%，占全美国时尚设计师总人数的42%。纽约拥有900家时尚产业总部以及13,800家时尚企业。每年带来1,090亿美元的工资收益以及20亿美元的税收。这得益于超过75个主要时尚交易展和上千个产品展示厅。同时，纽约的传媒产业具有全球影响力，拥有权威的新闻机构和覆盖世界的广播及有线电视网。纽约市人口占全美人口约2.7%，而杂志出版商的就业比例达到20.4%，图书出版商的就业比例为15.4%，电影行业的就业比例为11.5%。

（四）金融中心地位引领国际金融市场

    纽约以及邻近的港口城市如波士顿、费城等成为美国工业化最早、城市化最高、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核心区内各城市产业结构呈现多元化和互补的格局，如波士顿依托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等诸多高校为纽约提供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和高新科技。日益壮大的贸易和工业带动了金融的发展，纽约很快就成为早期世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之一。

    纽约与伦敦、东京并列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虽然伦敦在外国金融机构数、外汇交易额两方面居第一，东京曾在证券市场规模、银行资产规模上取胜，但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仍是纽约。其根本原因是，美国为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狭窄的华尔街上聚集着全球近3,000家外贸、金融、证券、保险公司，纽约证券交易所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价格平均指数的波动左右着东京、伦敦及其他证券市场，而美元的地位影响全球外汇市场。另外，由于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对外投资国，这使纽约得以集中了全球投资总额业务的44%。

    纽约的金融职能早在城市发展的初期即已出现，至19世纪早期，已出现全国最大的银行、证券交易所。纽约的金融业最初是围绕港口和铁路运输业务兴起的。到1836年，纽约成为全国主要的银行中心。20世纪初，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将总部设于纽约，从而奠定了纽约作为全美“银行之都”的地位。此后，随着美国的经济发展，纽约的大银行执世界银行业牛耳长达数十年。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使美国一些大银行受到严重打击，加上1980年的银行法和1982年的存款机构法产生了新的金融环境，许多新的金融组织和金融手段夺走了原先属于银行经营的业务，使美国银行在国际银行业中的地位不断下降，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大银行不再列入世界前十大银行的排名中。

    但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金融改革对保持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仍具有重要意义。如1981年开设了“国际银行业便利”，建立离岸金融市场，使纽约的外汇交易量仅次于伦敦，居世界第二位。1991年，纽约股票交易所率先推行股市交易昼夜化，计划分3-5个阶段走向全天候营业，先在一定范围内延长交易时间；到2000年，达到全部或大部分股票实行24小时昼夜交易。股市交易昼夜化极大地扩大了股市交易规模。

美国三大股市上市公司数量统计

数据来源：WIND资讯

    此外，纽约湾区也是世界500强保险企业所在，包括AIG、 Metlife、Marsh、Chubb/ACE、New York Life、Teachers Insurance、Assurant、Travelers、Verisk Analytics以及Alleghany。其他国际保险公司也把美国总部设在纽约，如AXA、QBE、Prudential、Swiss Re和Allianz。纽约离康涅狄格州仅仅几英里，这也是一大优势，因为康涅狄格州有许多大保险公司的总部，如Aetna、Cigna、The Hartford和W.R. Berkley。

五、经验启示

（一）纽约湾区成功的关键要素

    要素一：发达的经济集聚中心。湾区经济的发展需要内部具有一个集聚与辐射能力强的核心城市，才能促使其向湾区内城市以及周边区域进行辐射，进而带动整个湾区经济的发展。纽约是纽约湾区发达的经济集聚中心，在都市圈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世界级湾区形成和发展的先决条件。经济集聚中心的综合实力越好，其辐射的范围与效应越大。同时，该综合实力还决定了纽约湾区的国际竞争力。经济发展的辐射理论认为，通过资本、人才、技术、市场信息等要素的流动和传播，将进一步提高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提升都市圈的整体实力。纽约与东京城市一样，拥有功能齐全的服务、广阔的消费市场，不仅辐射范围大、集聚能力强，而且掌握着丰富的外部资源与信息，带动了湾区内其它城市的经济，推动了纽约湾区朝着更成熟的方向发展。

    要素二：“美国梦”吸引大量移民。19世纪的欧洲，贵族尚未退出历史舞台，社会等级森严，宗教歧视严重。而北美大陆相对宽松的政治和宗教环境为那些具有冒险精神、对专制制度具有强烈反抗意识的欧洲人提供了摆脱贫困的发迹机会。许多来自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和德国的穷苦移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了比当时欧洲更为优越的生活条件，成为富裕的农场主或企业主。即使那些以“契约奴”身份来到北美大陆的贫困人口也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欧洲封建专政制度下一般民众终生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由权利和平等地位。“美国梦”的口号就是这时喊出的，其核心是成功取决于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而不是家世和背景。这自然对移民有较强的吸引力，使得纽约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移民中心，此现象自19世纪初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数据显示，从1830年到1857年，到达美国的欧洲移民超过450万人，他们中的大部分留在了纽约。事实上，从19世纪初期至19世纪60年代，以纽约为辐射中心的美国东北部及中大西洋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从不到10%升至35.7%，增长迅速。

    要素三：国际资金的大量流入。在整个19世纪，美国吸纳了欧洲对外投资的绝大部分；同时，和现代美国不同，19世纪的美国人对于储蓄表现出高度的偏好。内外资本的集聚是19世纪美国经济增长中另一个显著的驱动因素。在纽约经济圈发展的三个关键时期——19世纪初、19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均出现过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的情况。这时期美国资本市场发展刚刚起步，很多项目不能从发展初期的金融机构获得资金，而成熟的欧洲资本市场为这些项目提供了大量资金。这些输入的资金被投资在经济增长的关键领域中，特别是在运河和铁路系统的修建项目上。从数据上来看，19世纪30年代，美国所接受的外国资本净流人量不少于1.89亿美元（人均12美元多）；外国资本的比重达到净资本的20%。在19世纪60年代，资本流入更是以空前的速度递增，资本净流入累计达到7.61亿美元（人均超过21美元）；外国资本的比重达到净资本的15%。

    要素四：得天独厚的地理自然优势。纽约大致位于大西洋沿岸城市的中心点，同时居于南北走向的哈德逊河的中心点，从地理位置上来讲，类同中国上海和日本东京的位置，有利于形成经济中心。更重要的是，纽约是天然良港．终年不冻，港阔水深，海岸线长达1,000公里。天然的地理优势赋予了纽约运输成本优势，使其成为连接欧洲的最理想的贸易中心，有助于承接欧洲的先进生产力，这种格局使得纽约拥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

    要素五：大量基础设施的兴建打好纽约经济圈的工商业基础。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区域范围内生产要素的流动提供了载体，通过规划引导基础设施的合理布局有利于协调区域发展。早在港务局成立之前，纽约就分别于1857年和1866年成立了负责治安和健康的大都市委员会，这些区域规划和治理组织是由基础设施投资企业在政府架构外培育的。在此背景下，19世纪及时的运河开凿和铁路铺设使得纽约经济圈与广阔的内陆腹地连成一体。富饶的内陆地区为东中北部沿海城市提供了充裕的农业及工业大宗原材料、劳动力以及部分市场需求，成为东中北部沿海城市发展的大后方，而同期英国城市恰恰缺少这种条件，城市发展的后劲不足。长期以来，纽约湾区高度重视轨道交通和港口建设，以纽约为枢纽的对外交通网络，极大地降低了成本和时间。

    要素六：日益完善且不断创新的产业链。制造业和港口业、金融和保险、生物医药和纳米技术是纽约湾区的重要产业。特别是，纽约附近有56所大学，拥有世界级的大学和人才，就近为纽约湾区的科技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血，激活大中小企业的活力。目前，纽约硅巷已成为纽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硅巷位于纽约曼哈顿地区，是一个无边界的高科技园区，拥有众多高科技企业群，已成为纽约湾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被誉为“东部硅谷”、“创业之都”等，是继硅谷之后美国发展最快的信息技术中心地带。2007-2015年，纽约硅巷互联网及应用技术工作岗位增长率达28.7%，同期出版业萎缩15.8%，制造业萎缩29.5%，产业核心连结纽带正从全球生产网络转向全球创新网络。

（二）纽约湾区发展的主要经验

    首先，官方和民间社会组织编制城市规划，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美国民间和政府从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重视对纽约等大都市区发展的相关理论和规划研究，并长期以来通过民间的RPA、RPAA等组织和官方的纽约都市区发展委员会、纽约新泽西港务局等机构加强对大都市区域规划制定和协调各相关地方政策等方面的工作。纽约区域规划协会（RPA）的理念是：纽约湾区是美国卓越的城市地区，也是全球性机构的象征，纽约必须集聚力量，依托周边的3个州安排区域发展，保持并提高其世界一流城市的地位。这一规划是把纽约作为全球性中心城市来配置的。通过区域途径，政府的事务走向跨政府，寻求跨区域合作，创新合作体制和机制，合理地统筹资源配置，促进纽约湾区的整体发展。

    其次，政府有针对性地出台促进产业升级转型的政策。在美国纽约等东北部海岸大城市发展过程中，较为充分地利用了各城市自身具备的有利条件，并通过市场作用和政策指引适时调整了一些城市的产业结构和规模。在纽约成为美国最大城市之前，费城和波士顿曾相对更加繁荣，但纽约在该区域内具备发展外向经济的更有利条件，使金融、商贸等服务业在曼哈顿日益集聚，进而使美国政府也有意不断强化纽约的现代服务业职能，而将制造业等传统产业迁出到郊区和周边城市发展，而波士顿、费城等城市则相应重点发展相对更适宜其当地情况的制造业和运输业。又如在发展新兴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领域，20世纪80年代纽约市政府实行了城市工业园区战略。通过建立“袖珍工业园区”和“高科技产业研究园区”，使一些知识密集型的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得到发展的场所。同时，通过实施“数字化的纽约，线路通向全世界”的产业发展战略，推动非营利服务型组织（教育机构、各产业协会等）、房地产、技术服务商三方的互利合作，共同建设高新技术区域。通过这些引导性的政策．纽约的生产性服务业、知识密集型产业等新兴产业得以加速发展。

    最后，政府重视基础设施等城市发展的物质基础建设。美国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而政府对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与该地区是否有与之相适宜的大都市区发展规划直接相关，这也促使各地越加重视其所在区域的发展规划工作，而以美国最大城市纽约为中心的东北部大都市带在都市区发展规划方面启动最早，加之该区域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因而该区域获得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较充足，并以此为契机，投资建成了贯穿整个区域核心都市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民用航空等基础设施，涉及200条水运航线、14条铁路线、404千米长的地下铁道、3个现代化航空港以及稠密的公路网，从而大大便利了湾区内各城市间的联系，使得各种生产要素能够在区域内较为高效地流动和配置，这有利于湾区内各地的社会经济相对均衡发展，并为该区域最终发展成为今天世界级湾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启示

    一是要对粤港澳大湾区众多港口开展科学定位，构建国家层面的湾区发展协调机制。政府要做好湾区经济发展的宏观规划和体制机制建设，强化政府政策对湾区经济建设的导向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已具有一定的基础，但要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湾区，需要在体制和机制上进行大胆创新。其中，深圳作为湾区的经济中心，构建创新能力卓越、产业层级高端、交通网络发达、辐射功能强大的世界一流的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要以纽约港为借鉴，构建大中小港口规模合理，中转、外贸、内贸港口功能统筹，空间布局科学的港口群，提升投资效应和运营效益。可将深圳的功能定位为复合型港口，成为粤港澳港口群的核心港口，以出口为主；香港的功能定位为中转型港口；广州的功能定位为复合型港口，以内贸为主；珠海、湛江、惠州、汕头和东莞的功能定位为腹地性港口，服务粤东或粤西地区。

    二是要大力发展创新型经济。随着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及新能源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深入应用，从工业时代对规模的追求走向知识经济时代对创新的追求，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成为创新型经济的关注重点。一旦创新驱动成为湾区经济的动力源泉，湾区就会产生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引领力，成为全球经济的发动机。粤港澳大湾区要整合集聚力量，发展面向全球的创意产业、国际化健康服务业、引领性信息产业、分布式制造和能源等，将跨国研发中心“嵌入”本地创新能力，植根于本土市场，达到构建全球创新网络顶级节点、实现发展城市综合功能的目标。可结合各类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中心等创新载体，有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加速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加强与国际一流大学和顶尖科研机构合作，推动下一代通信技术、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生命信息、超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取得一批核心技术产权和国际技术标准，提高以技术、品牌、服务、标准为核心的出口优势，推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高附加值产品出口。

    三是要整合岸线资源，发挥产业优势，进行合理布局。在整合广州、深圳、东莞、中山、珠海五个市的相关岸线资源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各地的产业优势，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群。其中，广州岸线以海上交通运输业、港口物流业、滨海旅游业、海洋装备制造业为核心；在深圳西岸线这一板块，突出蛇口港区、赤湾港区和妈湾港区发展海洋交通运输功能，前海合作区重点推进深港合作；东莞继续发挥制造业、创意产业基地的优势，建设沿海经济带；而在珠海中山板块，中山岸线努力打造高端滨海旅游产业、海洋装备制造业基地，珠海岸线建设滨海新城，重点发展临港工业、航空工业、游艇制造业，珠江口岛群则重点发展海洋交通运输业、现代物流业和临港工业、生态旅游业。

    四是要发挥自贸区的优势，以开放倒逼改革的需要。纽约港自贸区在1979年由美国国会批准设立，纽约港自贸区是全美250 多个自贸区中面积最大的自贸区之一，对内背靠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纽约，以其对一无二的地理优势吸引本国公司，使其地处美国商业中心区域，同时享有离岸运营的优势。纽约港自贸区对纽约湾区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极大地促进了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发展。深圳前海具备良好的外部条件，繁荣的中国国内经济和珠三角地区的腹地经济给自贸区创造了外部条件，自贸区成为沟通国内经济和国外经济的桥梁与窗口。政府需要成立专门管理自贸区建设的机构，负责管理和协调自贸区的整体事务，投资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有权审批项目立项。特别是着眼于自贸区与城市功能的相互促进，超前进行整体规划和建设，借力“一带一路”的历史机遇，带动周边城市经济发展，尤其是金融、商贸、物流、中介等服务业的发展。

    五是要打造充满活力、包容宽容的创新文化氛围。纵观纽约等世界一流湾区，无一不是依靠海洋而发展起来的，这些湾区在科技创新的带动下，逐渐发展成为高等教育中心、文化创意中心、金融商贸中心和航运中心等。湾区经济与海洋经济有许多交叉之处，发展湾区经济有利于优化配置海洋资源，进而有利于重点海洋产业的集聚，形成产业集群，最终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重要的区域性国际经济中心和繁荣的世界级都市圈。相比于纽约的多元文化、巴黎的经典文化、伦敦的创意文化等，经过多年的沉淀，粤港澳地区形成了充满鲜活文化元素、具有独特品格的商业文化。要进一步营造和培育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创新文化环境，提高对外的接受和兼容能力，促进粤港澳城市圈的“多元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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