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新结构经济学体系内在难点分析

1.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是否必须以投资为主体？

依据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林毅夫近日强调，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必须以投资为主体。

这一主张的现实难点是，谁来投资？投资干什么？由于中国的传统产业大多面临产能过剩的局面，除了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搞产业升级之外，依据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投资修建基础设施，包括如前所述的软性基础设施和硬性基础设施。

那就要问一个问题，除政府之外，有多少民间投资主体愿意投入到产业升级或基础设施的改造上呢？

以制药业为例。试问有企业愿意投资开发一种得到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认证的新型药物吗？近年来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国内公司对新药研发的热情空前高涨，但是新药产出率降低，研发成本不断上升，临床时间过长，上市过程太慢等问题一直存在，现状并不容乐观。而且很多在国内获得审批的新药并不能得到权威的FDA的认可。在中药这一中国具有独特优势的领域，没有一种药物被FDA认可；化学药物更不用说了。据FDA官员的说法，FDA从未批准过任何中国制药商生产的药品，包括处方药和新药。

再以高铁为例。有企业愿意投资高铁吗？铁道部发布的财报显示，截至2012年三季度，铁道部辖下的总资产为43044亿元，负债26607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1.81%，税后利润则为-85.41亿元。铁路运营的一般格局就是货运盈利、客运亏损，货运补贴客运。由此看来，若仅考虑货运的盈利性就更成问题（高铁亏损更多）。大批开通的高铁，虽然方便了民众出行，也改善了铁路形象，但无疑在经济上是不可持续的，事实是目前除了少数线路外普遍上座率不足[1]。既然经济上不可行，民间资金有什么动机进入这一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呢？

总之，时至今日，能修的赚钱的基础设施的修建已告一段落，未来可选择的盈利性的基础设施将越来越少；靠投资基础设施来拉动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现实性成问题。

2. 新结构经济学是否忽视了大国和小国的经济发展路径差异？

考察不同经济体的发展经验，可以看到没有那两个国际的路径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不同国家的特殊性可能大于相似性。最起码大国和小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应当分别考虑。但是在发展经济学甚至是新结构经济学中却看不到效果和大国的区别。

（1）新结构经济学对于小国的无效性

但是首先要指出的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对于中小国家来说存在很大的操作困难。如前所述，一方面，“软性”基础设施难以基于扩大开支来获取，另一方面，很多小国也没有修建“硬性”基础设施的能力。

更为关键的是，新结构经济学所描述的产业有序升级的途径对小国根本就不现实。因为在产业升级的一些关键点上，一方面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来提高研发活动的质量，两一方面又需要广大的市场让企业家能迅速收回投资。小国本身就资金积累不足，参与全球研发活动赌博的胜算就小，另一方面市场狭小，新产品无力收回成本。

（2）新结构经济学对于大国的无效性

对于大国，新结构经济学的主张也可能导致混乱。以中国为例，时至今日，在基础设施上的进一步投资，已经面临全方位的边际收益递减的困境。

一是，延缓落后产能的调整。

二是，在基础设施上加大投资，加大政府负债比率、损害人们对经济发展的信心。2012年，国内外盛行中国经济崩盘和中国经济硬着陆的论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显性和隐性负债是一个重要的诱因。以铁道部为例。截至2012年三季度，铁道部负债26607亿元，资产负债率达到了61.81%。2010年、2011年和2012年上半年铁道部的负债率分别为57.44%、60.63%、61.08%，近几年“铁老大”的债务越欠越多。高铁作为这些增量支出的收获却在经济上很难通过营利性检验。

三是，超前消费，需求不足。以高铁为例，据媒体报道，家家日外的高铁车厢空空荡荡，所在车厢里乘客寥寥无几。除京沪线等少数几条线路之外，大部分高铁线路上座率不足。根本原因就是超前消费导致需求不足，从而进一步损害了高铁项目的营利性。

四是，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实际上对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的边际作用已经很小。高铁本身是高技术产业不错，但是一旦建成，复制已有线路需要大量投资，这部分投资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增量影响实际上很小。不独高铁是这样，其他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投资都是这样。

3．新结构经济学是否忽视了历史上的发展经验？

考察历史，落后小国的经济发展从来都是依赖于大国的经济发展的。

例如日本，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遣唐使首先是引进唐朝典章律令，推动日本社会制度的革新；其次是汲取盛唐文化，提高日本文化艺术水平，为日本创制文字；甚至围棋等技艺和相扑、马球等体育活动也是从唐朝传入的。日本通过派遣时节学习中国先进文化，一下从落后的奴隶制时代进入封建时代，社会发展出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又如二战后，在美国占领日本期间，一举肃清了传统的军国主义保守势力，并且引进了包括和平宪法和现代政党政治在内的现代民主国家的全套政治架构，为迅速走出战争阴影、实现经济腾飞打下了基础。

又如印度，在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同时，却意外地收获了英国的普通法法律制度。终于把“一麻袋的土豆”一样的小邦组成的、随时可能被分裂主义撕碎的古老的印度斯坦，糅合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多宗教的现代印度，堪称世界当代历史中“最不可思议之事”。其他英国殖民地，如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都通过低成本地引进英国的普通法法律体系，收获社会长治久安之利的同时，也为经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时至今日，即使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只要其法律制度曾受英国法制的影响，就都免除了在经济腾飞阶段再次发明轮子的任务。

上述例子说明了落后国家在关键点上受到先进国家的帮助对于突破发展瓶颈是至关重要的。考察历史还可以看到，在大国之间的经济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时，小国的发展的机会是稀少的。事实上，大国之间政治经济格局稳定时期，也是落后国家最艰难的时期。

新兴大国的出现，是小国经济发展跳跃式发展的绝佳机遇。放眼全球，正是中国这样的新型经济体负担着为全球提供新一轮经济发展机遇的重任。最近500年来，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欧美霸权的形成并横扫世界；二是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华民族，经历了“衰落——复兴”伟大的循环。历史发展的进程已经把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及其殖民经验扫到了垃圾堆，推动发展的接力棒正在交到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的手中。

舍弃了这个大背景，就很难得出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当前，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机遇就是，历史上，落后国家首次有了能以公平价格、系统地获得基础设施的机会。前文提到过，小国靠自己的努力，很难获得完善的基础设施。放眼全球，有独立提供基础设施能力的，只有中国等少数国家，而中国是其中唯一的新兴发展中大国。中国已经具有提供广泛领域的基础设施的能力，包括：电力设施、铁路、公路、机场、港口、输油管线、医院、学校，尽管在医疗和教育方面还不具有竞争能力。

新结构经济学正确的指出，基础设施不足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事实证明，这个瓶颈靠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努力很难突破。国际社会的责任就是，与受援助的发展中合作，统筹解决资金问题，由中国等国家出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一次性升级基础设施，才是解决发展瓶颈的根本之道。

那么，这么做对于中国又有什么好处呢？答案在于，输出基础设施将是中国追求全球影响力的最佳手段之一。以世界大国在非洲的竞争为例。非洲是未来30年全球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大陆之一，美国、欧洲和中印等新兴国家都在追求在非洲发挥影响力。美国凭借资本实力，在有利可图的石油开发等领域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法国是传统的非中殖民强国，但是财力有限，不过选择了军事干预、充当无可替代的“非洲宪兵”角色，从而维持了法国在非洲影响力长盛不衰，对于中国来说，通过大量基础投资，正是一条引起争议最少，与非洲大陆经济互补性最强的发挥影响力的道路。

七、结论：新结构经济学是美酒还是毒药？

不可否认，在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上，新结构经济学是一项可喜的进步。对于政府在引导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审慎定位，对于软硬基础设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独特作用的强调；对于合理引导外资的设想；对与建立资源税调节机制的设想，都是旧结构经济学甚至是发展经济学历史上少见的思想。

但是对于发展经济学所面临的艰巨挑战来说，新结构经济学的解决方案仍是苍白无力的。在当今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即使其政策主张全部实施，可能也无法看到想要的结果。

从理论框架的构造来说，新结构经济学意图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发展领域中的“普世价值”，也的确道出了若干经济发展的真知灼见。

西谚有云：“一个人眼里的美酒，另一个人眼里的毒药”。但是，审视其理论框架人们不禁怀疑，新结构经济学的出现是不是一个时代错误。如果这样的理论在20世纪40-50年代出现，那么它就可能是一杯美酒；而时至今日——中国等新兴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据优势，同时在新技术领域拾阶而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发展机会。在这种大背景下，新结构经济学的政策主张更有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一剂毒药。如果迷恋基础设施投资的“维稳”作用，再辅以低效率的财政支出和扭曲的利率政策，轻则错过发展机遇期，重则因公私部门债台高筑而陷于险境。这些都是新结构经济学在成为政策实践之前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考察新结构经济学的不足，究其根源，正是由于其对于人类发展历史经验的失明，以及对当今世界格局中大国尤其是中美角力参照系的遗忘，新结构经济学可能在实践中陷于小国无用、大国无效的尴尬境地。

在全球化的今天，个别中小发展中国家已经无法独立解决自身的发展问题。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只有和衷心襄助其经济发展的新兴发展中大国结成经济发展同盟，尽快获得较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从而尽快突破发展的瓶颈，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在国际分工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才是唯一可行的发展之道。

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结束语中，凯恩斯曾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论它们是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想象的要更有力量。”无疑，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一种有力量的思想，但如果它能够解决本文的疑问，那么它将具有更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