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可能被利益团体绑架的确不是政府因势利导作用的主要障碍。政府发挥积极能动作用的根本障碍是哲学认识论上的。

所谓的政府引导产业升级，归根结底是在与科学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在博弈。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就认为，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那么“有为政府”究竟有何种神通，能比激烈竞争中的公司做的更好呢？

由于研发的成功率普遍较低，“有为政府”在引导产业升级的作用中，涉入的程度越深，最终遭遇不利结局的可能性越大。这是由于商业研发过程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不是投入越多、意愿越强就收获越大。如果误判产业升级方向，最终不但公共资金蒙受损失，连带相关的产业和企业也被“误导”，极有可能令一个地区甚至是一个国家的一个产业整体陷入被动。

当然这是出现不利局面时的情景。出现有利局面时的情景又如何呢？

商业规律显示，并不是最先获得研发突破的，就是最终的获益者。以发明数码相机技术的柯达公司为例。早在1976年，柯达就开发出了数码相机技术，并将这一技术运用于航天领域。在1991年，柯达就有了130万像素的数码相机。1996年，柯达推出了其首款傻瓜相机。但是，柯达高层似乎将在数码成像方面的技术开发当成了向社会炫耀的一种摆设，并没有真正重视数码技术的发展及其商业化应用，仍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传统模拟相机的胶卷生意上，放在如何防止胶卷销量的下降方面。最终从数码相机领域获利并大放异彩的是日本和韩国的消费电子企业。

“有为政府”选择站在强者一边、赞助强者也不可取。当然，这里的强者指的是已有产业中的成功者。根本原因就是在产业升级和转移的过程中，不是强者恒强。误判大势是普遍规律。以道琼斯工业指数为例。道琼斯工业指数是象征着美国工业中最重要的12种股票的股价算术平均数。自1896年5月26日公布起，时至今日，在这12种成份股中，只有通用电气仍然留在指数中。也就是说，道琼斯指数100年来只有不到10%的股票留在指数中。选择未来的强者无异于充满风险的“选边站”，一旦站错对结局将很悲惨。

对于中国现阶段来说，“有为政府”积极干预经济事务的后果更具争议性。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到1994年、1995年，可称为亚当·斯密模式。第二个模式是1994年、1995年后的东亚模式，或称凯恩斯模式、政府模式。1995、1996年后政府手中的资源越来越多，到2011年，政府手中所掌握的资源已经重返计划经济时代的30%。这一阶段即所谓大政府、强政府中国模式。但是这个模式被历史证明是可能是蕴含巨大风险的。以日本为例。二战后日本发展经济时推行的就是大政府模式。最终导致经济增长乏力的“失落十年”，因为来自于草根、来自于资源重新配置的效力没有了，来自于企业基层的创业激情没有了，完全靠政府加大投入，政府资源拉动经济的增长，结果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大，效率越来越低。

大国中和中国国情比较接近的是美国，两者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罗斯福新政之前，美国在经济领域一直是“小政府”理念。根据美国宪法，联邦政府的经济管理职权主要集中在“跨州商业管理权”。只是为了摆脱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罗斯福政府才不得不空前扩充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职能，但是一直争议不断。举例来说，由于面临巨大的反对意见，直到奥巴马政府，美国才开始在社会保障领域推行全民医保（一种“大政府”理念）。

即使美国各级政府伸出了主动管理管理经济的“有形之手”，其力度还要受到政府破产机制的约束。例如，1994年12月，加利福尼亚州的橙县（Orange County）因地方政府基金因投资衍生品巨额亏损而宣布进入破产保护状态：地方政府债券变成了垃圾，债权人欲哭无泪。从而上演美国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县级政府破产事件[1]。

总之，政府积极管理经济（姑且称之为“日本道路”）会造成经济主体和国民创造力衰结、价值系统扭曲、资源浪费和政府债台高筑的危险局面。而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无为而治（早期的“美国道路”），隐身于经济发展后台，定位于提供必要的公告服务等角色，充分尊重市场自然进化，则是一条风险小、功效大的经验。

我国地方政府没有预算的硬约束，同级人大监督往往不到位。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过于积极地介入产业升级换代就更具危险性。“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我国的××××产业发展上去。”官员们勇气可嘉，但是他们的强项是提供公共服务，他们不是企业家，进行商业决策和判断不是他们的强项，更何况根据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理论，产业演化方向根本就是不可预测的？一旦投机失误，无疑将成为当地财政的巨大的包袱，长期拖累当期的经济发展。即使窟窿最终由中央政府买单，对公共资金也是一种浪费，对全体国民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下文美国奥巴马政府能源补贴间接流向外国竞争对手（案例1）、中国合肥市政府等在引导产业升级换代时误判趋势（案例2）、中国太阳能产业以政府补贴卫生错误发展机遇（案例3）都是活生生的例证。

案例1：奥巴马政府的能源补贴间接流向中国竞争对手

由号称中国民企“教父”的鲁冠球掌舵的浙江万向集团，2012年12月6日击败美国江森自控、日本电气（NEC）和德国西门子，成功购得美国锂电池制造商A123系统公司的全部股权。万向集团将为此项交易出资2.57亿美元。并购对象A123系统公司是美国一家专业开发和生产汽车锂电池和能量存储系统的公司，成立于2001年，迄今先后获得美国政府财政补贴13亿美元，但截止2012年7月该公司申请破产，仍然累计亏损约7亿美元。

此事件一方面显示了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美经济实力逐渐逆转的大趋势，一方面却凸显了美国政府在补贴绿色能源技术时的荒谬性。一向自诩信守市场自由竞争的美国，为了不让中国企业在未来绿色能源技术竞争中胜出，在政府补贴比他国政府更加无所忌惮。金融危机爆发后，奥巴马发誓要重振美国制造业。仅绿色电能这一狭窄领域内，美国能源部和财政部，就以各种借口补贴加州太阳能板制造商商Solyndra LLC公司、Abound Solar公司和Ener1公司等，最终都难逃宣告破产的厄运。

发生在A123系统公司身上的“补贴戏”更具讽刺的戏谑性。明知是个扶不起的刘阿斗，但美国政府依然为其注射“强心针”以彰显“政治正确”。2010年早春，时任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视察A123系统公司在密歇州罗穆卢斯的工厂，赞扬该公司是“私营部门、政府、学界有效合作的一个完美范例”，并“慷慨”送上2.49亿美元以鼓励其起死回生。然而又苦苦支撑了2年多，A123还是难逃破产厄运。2012年夏天，万向集团闻讯，愿意出资4.5亿美元，收购这家摇摇欲坠公司80%的股权。

于是最不可思议的一幕上演了：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借钱”（中国购买美债），为一家美国电池公司提供财政补贴，助其与所谓得到政府补贴的中国民企同行竞争。最终，这家“不争气”的美国公司，被一家中国民企以与美国政府所提供补贴（2.49亿美元）几乎相等的价格百分之百买断，而美国政府最终还不得不“还钱”给中国政府。

反思该事件的结论是，即使是像美国这样的“贤明政府”，最终也不是把引导产业升级的资金拱手送给了竞争对手吗？

案例2：地方政府误判面板行业产业升级

近日媒体报导，合肥市地方政府在等离子面板行业20亿元的投资不到3年就亏损过半。[2]2012年11月26日，合肥招标投标中心公告披露鑫昊公司20%股权以底价2亿元进行公开转让。这意味着三年时间鑫昊公司账面净资产已不到10亿，也就是三年亏损10亿元。

合肥市政府一直有打造全球造平板显示产业基地的想法。4年前合肥市就提出“力争通过5年至10年的努力，把合肥打造成为全国重要的有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平板显示产业基地”。恰逢2008年日立发生巨额亏损7873亿日元（约81亿美元），决定将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等离子面板生产线出售。于是2009年合肥市由地方政府平台出资20亿元、长虹出经营和技术管理团队成立了安徽鑫昊等离子显示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昊”）接下了这条生产线。当时估计该生产线届时将直接提供就业岗位约1000个，有望每年拉动上下游产业链新增产值100亿元。

但是，近年来市场演进的潮流恰恰与合肥市政府的判断相左。近年来彩电市场上CRT和等离子电视逐步淡出市场，而液晶电视持续获得更大市场份额。根据NPD Display Search的预测报告，2012年液晶电视预计将占全球电视总出货量的88%以上，并将于2013年超过90%；相反，等离子电视在2010年达到最高市占率7%后，将于2012年下降到5%。

这则案例充分揭示了政府在引导产业升级领域中的局限性。产业演进方向看准了是小概率事件，看不准才是大概率事件。

案例3：政府补贴造成中国光伏企业不思进取

中国的光伏产业（和光热产业并列为太阳能产业的两大类别）是一个两头在外的产业，以前绝大多数原料、多晶硅依赖进口，绝大多数的产品必须要销往国外。前些年光伏产品的原料多晶硅为20美元/公斤左右，随着光伏项目纷纷上马，多晶硅价格一路飙升至400美元/公斤，暴利吸引了更多资金进入该行业。此外，德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光伏产业进口国，中国很多光伏产业赚的是都德国政府补贴。2008年之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多晶硅价格开始暴跌，今天已跌至二三十美元/公斤，使绝大多数国内厂商在2011年陷入亏损。目前，美国和欧洲已经或准备启动对中国光伏产业的“双反”(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有可能令国内的太阳能产业受到进一步的冲击。

失去了政策支持的太阳能产业，最终意识到“不能把产业的兴衰成败寄托于政府”，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次光伏的大败局就是业内依赖政府造成的恶果，不是依赖中国政府，就是依赖德国政府、意大利政府、西班牙政府、美国政府的补贴所造成的。

如今太阳能产业开始反思以往“低成本、促普及”的发展道路：为什么太阳能产品不能像iPhone、iPad那样走高功能、高价格的产品路线？如果用现代的、时尚的、改变生活品位的方式来设计光伏和光热产品、来推广太阳能产品，太阳能完全可以是一个时尚的、一个改变生活品位、提升生活品质的产品，其次才是为消费者省钱节能。这样一种完全不同的发展观念，为什么以前业内没有想到？还不是政府补贴蒙蔽了眼睛。尤其是当政府补贴成为产业利润的主要来源时，只能吸引投机资金的进进出出。大家都奔着投机去能发展出什么产业？当投机潮水退去时，只会剩下一地鸡毛。

太阳能产业的教训是深刻的。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三网融合取得实质性进展”，“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产业”。如何能使这些政府看中的产业不沦为明日黄花呢？

近几年国家层面的发改委和地方政府为振兴新兴产业推出了许多新的政策举措，甚至给予一些资金支持，其主导思想和愿望无疑是好的，但是要看到，这些政策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帮助了企业，反而是害了企业。

假设发改委和地方政府扶持一家企业发展太阳能产业，启动资金给了500万元，并给予企业补贴、免税等政策。[3]这种做法表面看似在帮助企业，但有可能是害了企业。因为，企业要为新型产业的产品形成规模生产，可能会从银行贷款几亿元，或通过IPO从资本市场募集几十亿原来盲目建新厂，增加生产能力。但是，当产品出来了，发现“不经济”，价格和应用不能为国内外市场所接受，或一些新产品不能与现有能源行业的产品竞争，结果是生产出的产品卖不出去，而却背上了巨额银行负债，凭临倒闭和被清算的命运。最近濒临倒闭的江西最大民企赛维LDK公司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无锡尚德集团也是例子。像这样的企业，像这样的投资，很难说发改委和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是帮助了企业，还是害了企业？还不是通过堂而皇之的鼓励新产业发展的政策把企业推向了火坑？

上述三个案例凸显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国家的政府，在参与和引导产业升级上都存在巨大的盲点。冒险涉入这些盲点区域，极有可能导致事半功倍甚至是事与愿违的结局。政府公务员既不是专业的科学技术工作者，也不是企业家。产业的兴衰自有规律，新技术的产生是偶然的，只有在激烈的竞争中才能去伪存真，优胜劣汰。政府发展产业的愿望越强烈，规划越清晰，对产业发展的伤害可能越大。作为一种审慎的政策取向，在引导产业升级的时候，政府可以资助相关产业的R&D研究，可以补贴终端消费者，可以适度减税，就是不要直接补贴相关产业和企业。（政府可以不向相关产业和企业投入，但应该向相关科研课题组、企业研究机构、商业模式研究机构或者产业形态研究机构投入。）否则，有关部门除了最终收获抱怨之外，真可能要延误当前迫在眉睫的产业转型了。但是，像这样谨小慎微、功在长远的举措，又有几个政治家有兴趣推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