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相较于十年前的莫衷一是，如果试问当今中国何种舞蹈流派在人数上具有压倒性优势，则无论作答人是专业人士抑或市井百姓，其回答一定是非广场舞莫属。伴随着广场舞大妈们跳遍全世界的节奏，中国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与随之而来的“你们的养老金涨了吗?”不仅成为街头巷议的不变话题之一，也同时切实考验着我国庞大而复杂的社会保障体系应对挑战的能力。

“老”年中国说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当今人再读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的开头部分时，其中意味已经今非昔比了。

根据按照国际通行的统计标准，当一国或地区7%以上人口超过65岁，或者10%以上人口超过60岁，即可视为该国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早在2000年11月底，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就表明是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达8811万人之巨，约占当年总人口的7%，60岁以上人口达1.3亿人，占比总人口的10.2%。事实上我国老龄化问题不仅体量巨大而且来势汹汹。据联合国预测，1990至2020年世界老龄人口平均年增速度仅为2.5%，而同期我国老龄人口的递增速度为3.3%。通过横向比对可以发现，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到上百年的老年化过程(例如法国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英国用了80年，美国用了6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也符合经济发展的“追赶效应”：在改革开放后我们仅仅用了20余年(1978-1999年)就已经进入了实质老年化阶段。而且这种势头在“十二五”规划后持续“高歌猛进”。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0.1%，而60岁以上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更是上升到15.5%。从绝对数量上来看这个比重意味着我国人口中有2.1亿人为老年人口，甚至比世界第五大人口国巴西(2.02亿，2015年)的总人口还要多。

伴随着我国在老龄化趋势上的不可逆发展，养老金问题在日益受到社会关注的同时也暴露出来我国在处理人口老龄化这个问题上的不足。虽然有所建树但制度落地和现实准备依旧不足。根据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和《中国经济周刊》联合发布《中国老龄社会与养老保障发展报告（2014）》显示，2013年我国在养老方向的三大指数：“医疗保障发展指数”从上年的62.7分升至63.5分；“养老金发展指数”得分略有提高，但仍未达及格线；而“老龄社会与银发经济发展指数”则继续保持不及格且伴随着下降趋势。

养老金体制和改革难点

寻根溯源，我国养老金体制的发展主要分为三个大时期。第一阶段是上世纪50-80年代，只覆盖城镇劳动者的企业统筹时期；第二阶段是文革后到90年代末，由于重新恢复了退休制度，养老保险改革开始自下而上铺开。但也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劳动部管理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人事部管理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民政部管理农村养老保险，卫生部门主管医疗保险，商业保险公司管理集体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五龙治水”的乱局。最后一个阶段是从新千年开始到现在，我国基本建立了“三位一体”的养老保障体制，即由国家牵头的基本养老金，由企业提供的补充养老金和居民自己的储蓄性养老金。但是由于政策制定涉及过广，体制规划分步实施，加之落实过程单项推进，全国养老金体制在近二十年间虽然在向前推进，但是又深陷碎片化的泥潭之中。

目前我国养老金体制主要有以下四点不足：一是政策多轨，公平性缺乏；二是结构混乱，合理性缺乏；三是缺乏精算，持续性缺乏；四是底层统筹，流动性缺乏。随着我国经济迎来新常态，供给侧改革稳步推进和习近平主席在今年年初提出的“2016年是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这一重要论断，养老金管理的全国统筹路线图已经变成既定的改革方向，但其具体实施落实依旧任重道远，如何在保障当前体制良好运行的同时解决上述四大问题成为改造主要关注点。

总量尚可+人均走低+存量差异:养老金不可持续性日益凸显

事实上，根据今年八月份人社部发布的《中国社会保障发展年度报告2015》，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35361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50472万人。两项合计人数突破8.58亿人。其中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累计结余3.53万亿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结余4592亿元。

虽然我国养老金累计结余近4万亿元，但是报告也同时指出养老保险抚养比继续下降，直观说来其已下降至“不到三个人养一个人”的状况(2.87)，年轻人的养老压力正持续增大。

从省份上来看，地区差异较以往更加明显。例如广东2015年底企业养老金累计结余6158亿元，占全国该项基金当年的结余总额3.41万亿元的18%；北京结余2783亿元；浙江结余3009亿元。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黑龙江2015年底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结余仅为88亿元，其余额只够一个月支付额度。

通观全国，与结余正相关的可支付月份(=可支付余额/每月支出额)也许更能说明问题。数据显示广东的可支付月份为52.8个月，北京为34.6个月，浙江为24.8个月；除黑龙江不幸垫底外，同属东北三省的辽宁和吉林则分别只有7.5个月和8.9个月，同样远远低于全国17.7个月的平均水平。

进一步，从绝对收支来看，以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为例，相比较于2014年全国只有宁夏，河北，黑龙江三个省(或自治区)当期入不敷出，而到2015年末，全国总计有青海，陕西，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六个省不能完成收大于支。而东北三省更是在这个问题上集体“躺枪”，全面“沦陷”。数据显示，黑龙江，辽宁，吉林的企业职工养老金2015年收入比支出分别少183亿元，105亿元以及41亿元，而相应的赡养比则为1.52，1.69和2.15.

报告还显示，去年企业离退休人员每月人均养老金2251元（离休人员人均5453元），相比上一年提高190元（离休人员人均养老金平均提高789元），当期发放无拖欠。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养老保险基金收益率达到3.1%，这是近六年以来的新高。参考往期数据，我国2009-2014年的企业养老保险基金收益率分别为2.2%、2.0%、2.5%、2.6%、2.4%以及2.9%。去年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养老金为116.7元/月，比上年环比提高26.8元。报告同时披露，截至去年底全国28893万职工参保基本医疗保险，比上年增597万，增长2.1%，比2010年增加5158万，年平均增长4%。其中，参加职工医保的在职人数21362万，占参保总人数的73 ．9%，而退休人员总数为7531万，占比26.1%。去年医疗保险职工退休比（职工人数与退休人员人数之比）为2.84，连续第四年下降。　　

改革推进知难而上

然而，细观东北，虽然黑龙江省养老金结余仅够支付1个月，听起来很吓人，但也无需过于惊慌，因为养老金每个月还不断有新的缴费入账，每个月都有进有出，还有部分财政补贴。

东北三省作为老工业基地，由于其产业结构自身的特殊性，目前的赡养比畸高的问题其实情有可原。加之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稳步推进，东北老工业基地人口流失情况(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加剧都扩大了东北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为消化相应的养老金缺口，黑龙江以及类似省市自治区总体的应对措施基本上还是开源节流，动员各种基金来保证养老金的发放。但是相关数据显示，东北地区的企业社保缴费率居高不下，有些省份甚至高达22%，而作为目前养老金结余富余最多的广东省，其企业的负担只有14%。这种地域上的不公平现象将会对养老金收支困难地区的困难局面形成推波助澜的效应。如果不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支出重分配，真的按照国务院此轮“降成本”措施中提到的“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超过20%的省份，将缴费比例降至20%；单位缴费比例为20%且2015年底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超过9个月的省份，可以阶段性降低至19%”的指导意见进行实施，那么其负向激励效应不可小觑。一方面，由于资金紧张的省份本来该减少缴纳比例，增加对企业的吸引力力求“广进财路”，另一方面，由于养老金问题事关民生和稳定大局，地方政府会极力保证养老金按时按量发放，到最后，负担还是会落到企业自己身上。更进一步地讲，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拆东墙补西墙”的问题同样值得高度关注。

遵照当前全国“调结构”，“建机制”，“大并轨”的养老金改革目标，全国统筹虽是改革既定方向，但那些养老金余额几千亿的省份，未必乐意将本省资金交由全国统筹；各省企业缴费基数不同，也会存在不公平问题。另外，如果基础养老金由全国统筹，责任归中央政府，如何调动地方积极性，来保证社保金的及时足额上缴也是个问题——有些省份可能会为了“放水养鱼”，降低当地企业缴费水平。

考虑到当前利率长期看低的大环境，债券市场去杠杆力度加大，养老金缩水势必要求其寻求更加有效的保值增值途径。在此方面，券商应提前做好功课，设计相应的产品以及企划备案。

另一方面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多个文件为解决养老金支不抵收而提出国资划转社保基金等改革方向，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上述诸措施尚缺乏“统一规定”，当下应先针对社保缺口进行有效测算和长期研判，系统性地将其纳入相应开源方向的经营预算之中为第一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