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正式对外发布。《纲要》中指出,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杠杆率。在健全金融市场体系方面,明确提出要创造条件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发展多层次股权融资市场,深化创业板、新三板改革,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建立健全转板机制和退出机制。同时,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支持经济转型的能力,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可以看出,整体资本市场改革将有效衔接经济体制改革,核心为提高直接融资占比及降低杠杆率,稳定市场信心,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不出现系统性风险将成为未来监管层工作的重要发力点。
“稳”是改革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也是监管层一直强调的关键词。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资本市场也处于经济发展新常态、对外开放新格局、金融混业新时代。与此同时,银行不良贷款率呈现攀升趋势、互联网金融风险控制问题凸显、非法集资出现高发蔓延势头,当前各领域潜在的金融风险不容忽视。同样,2015年也是中国股市跌宕起伏的一年,去年夏季股市的剧烈波动曾令市值蒸发5万亿美元之剧,使《证券法》修订进程延后;紧接着在今年1月份指数熔断机制短暂实施后又快速叫停,最后是2月份刘士余接替肖钢担任证监会主席。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对于未来的改革是一个重要前提,没有市场的相对稳定,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包括发行制度改革、交易制度改革以及监管体系重构等在内都将遇到困难。
从“临渊羡鱼”,到“退而结网”,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已成共识,并将在今后很长时期内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新常态。与美国“正金字塔形”的资本市场结构相比,中国资本市场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起步阶段呈倒金字塔。市场结构的畸形不仅制约了企业多样化的融资需要和投资者多元化的投资需求,还不利于市场运行成本的降低、风险的控制以及市场深度和服务水平的提高,进而制约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广度、力度和深度。此外,中国金融结构长期失衡,直接融资比重偏低,实体经济过度依赖银行信贷。潜在不良贷款、影子银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市场等方面的风险相互关联且正在累积。因此,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是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盘活存量、扶持增量、改革制度的关键手段,是实现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下一步,中国资本市场将在“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杠杆率”的总体要求下,稳健推进改革,练好内功。
预计,未来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安排的重构将更加审慎、更加科学、更加合理,并将对证券行业本身带来以下影响:
首先,“创造条件”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注册制改革的放缓将避免未来股权供给过快增加,有利于改善当前A股市场交易的供求关系,符合监管层稳定务实的基调。推出注册制的关键在于创造市场条件,资本市场的各项制度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配套的,需要其他制度配套支撑。目前,证监会对于注册制的最新官方表态为:注册制改革是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方向,改革的制度设计必须充分考虑中国市场的环境和条件。全国人大做出的授权决定,为启动注册制改革的技术准备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证监会将按程序研究制定专门的部门规章、信息披露准则和规范性文件,系统构建注册制的规则体系。这一工作需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包括法律制度的建设、配套措施的跟进以及市场环境的改善等内容,从而为注册制改革“创造条件”。事实上,注册制改革方案暂缓推出,对券商投行业务的影响不大。在投行业务中,IPO业务不再独大,债券、再融资、并购重组、新三板业务等都成为券商发力的业务。2015年,券商的各项业务均实现了增长,包括一度暂停的IPO也并未影响投行全年业绩的增长,共计220家企业完成首发上市,融资规模1578亿元;交易所债券市场共发行公司债券2.16万亿元,发行资产支持证券2092亿元;并购重组交易2669单,交易总金额 2.2万亿元;新三板新增挂牌3557家,融资1216亿元。同时,不少券商都在寻求投行各项业务的均衡发展。
其次,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杠杆、降成本。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的直接融资水平已经达到了60%的水平,因其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发展进入相对成熟阶段,金融体系结构趋于稳定。此后呈现缓慢上升趋势,近年来接近70%的水平,其中市场主导型的美国直接融资存量占比高达86%;而银行主导型的日本、德国,直接融资存量占比也分别高达69%和74%;新兴市场国家如印度和巴西这一存量指标也分别达到70%和69%。相对而言,2015年中国债券和股票等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仅为24%。因此,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包括PE(私募股权投资)、VC(风险投资)、新三板和区域性场外交易市场、创业板以及主板的改革建设与创新,这是提升直接融资比重必不可少的环节。预计,“十三五”期间将着力提高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中的比重,同时放宽金融市场准入, 股权增发和债券融资将显著推动投行收入,券商作为投融资体系的“桥梁”将直接受益,特别是承销能力较强的龙头券商未来或将在投行业务上迎来重大机遇期。
第三,壳资源、创业板的投资投机价值有望重回投资者视野。战略新兴板推出的不确定性,会推动拟上市公司主动寻找壳资源或寻求注入上市公司曲线登陆资本市场,利好壳公司价值,并且降低小市值公司收购优质资产的难度。统计显示,2015年共有借壳案例41起(包含借壳失败的案例),其中14家已借壳完成。近几年借壳上市的案例逐步增多,也凸显了壳资源的重要性。当注册制和战略新兴板都暂时被搁置时,一些优质的非上市公司想要上市就只能通过IPO,而当前市场疲弱,IPO审核制进度较慢,这意味着想要上市融资的渠道大大受限,因此战略新兴板上市遇阻,借壳成为上市的主要捷径,众多IPO排队企业可能选择借壳。相对而言,谋求登陆战略新兴板的IPO排队公司对上市的需求更为迫切,因此如果战略新兴板不能推出,这些公司更有动力通过借壳等途径实现上市。此外,若战略新兴板下架,中小创板块面临的供给增加风险有所削减,并将进一步推进新三板市场的发展,这也意味着券商投行业务的重心将随之发生改变,重新选择企业上市的目标市场,借壳或为中概股回归的首选。
第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支持经济转型的能力。资本逐利而行,市场顺势而为。美国历史上两次重要的经济转型——重工业化、高科技浪潮的背后都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变革与大发展。近期,监管层推出了以《关于金融支持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若干意见》、《加强信息共享促进产融合作行动方案》为代表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其核心都是建立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和融资渠道,为实体经济转型发展与中国工业提质增效注入新动力,彰显国家层面对金融向实体经济的引导,利好券商投行业务。随着“十三五”规划的落地,“中国制造2025”、“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新一代高速光纤网络”、“先进泛在的无线宽带网”、“大数据产业”将成为资本市场今后5年的着力点,从而衍生出一系列的主题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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