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15年11 月10 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11 月17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强调，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

11月18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演讲时表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11月3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见中国博士后青年创新人才座谈会代表时指出，“十三五”时期，我们要有效应对发展面临的能源资源和环境等刚性约束，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都必须把创新驱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多依靠人才资源支撑，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增强发展新动能，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推进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传统的“需求侧管理”是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基本政策框架，主要是通过刺激消费、出口以及投资需求，促进经济发展。而“供给侧管理”则从经济的供给端人手，通过解除对人口、资本、土地、制度等要素的抑制，增加有效供给，提振经济活力，进而促进经济发展。中央高层频繁提及“供给侧改革”表明政府宏观调控思路从传统的重需求管理、重短期刺激向供给与需求“两手抓”的重大转变，政策的重大转变势必对我国经济发展以及未来市场走势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供给侧改革的历史背景

（一）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学背景

在宏观经济运行中，供给和需求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缺一不可。供给与需求的对称平衡是维持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的关键。然而，围绕如何拉动经济增长学界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

1、凯恩斯主义

需求侧管理（凯恩斯主义）认为受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流动性偏好三大“基本心理规律”制约，资本主义经济会出现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共同构成的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非自愿性失业，因此，资本主义无法依靠市场机制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需要国家有效干预取代完全放任的自由经济，市场非出清、非均衡需要外部干预成为凯恩斯主义理论的逻辑出发点。而国家干预的主要路径就是通过政府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结构性地刺激消费、投资以及出口需求，以实现宏观经济增长。凯恩斯主义主张发行国债，加强国家干预，以政府为主体进行投资。

Y（社会总产出）=C（消费）+I（投资）+G（政府购买）+NX （净出口）

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实际的社会总产出（Y） 可能会低于潜在的社会总产出（Y*）。对此，政府可以通过调节有效需求（通过财政政策直接增加政府购买或通过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刺激投资），进而使实际的社会总产出达到潜在的社会产出水平。比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市场遭受重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出口需求的严重下滑，从而大角度转向拉动内需，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4万亿投资）和宽松的货币政策（降准降息）等一系列刺激政策，加大国内投资与提振国内消费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增长。

2、供给学派

供给侧管理（供给学派）认为生产决定于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商品与劳务的生产与提高生产率，经济中的需求能够自动依据供给的变化调节至均衡，不会出现产能过剩，因此宏观调控的重点应该是刺激生产，要调整政府干预的内容和方向，更多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减税等措施鼓励储蓄、投资和工作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供给学派认为，通过刺激总需求来保证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是一种短期政策，它只能保证一时的总量增长，但无助于结构改善，过度使用会扭曲要素价格，破坏市场自动调节机制，损害长期发展目标。

Y（社会总产出）=f[A（全要素生产率），K（资本存量），L（劳动投入）]

A是全要素生产率，包含除资本和劳动以外的其他全部要素。A代表一个经济体的经济效率，通常由技术、制度、自然条件因素共同决定，A 越大表明相同的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投入可以获得更大的产出。因此，可以通过解除对人口、资本等要素的抑制，增加要素投入提升社会总产出，也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制度改革等路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加社会总产出。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实施多项减税政策（全民减税政策延期、延长失业救济一年时间、削减工人工资税、企业投资享受税收减免）、大力推动再工业化、页岩油气革命、3D 打印等供给侧改革，推动美国经济复苏，使美国成为全球首个走出金融危机的国家。

3、评价

供给和需求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片面强调需求侧管理或供给侧管理都是不可取的。凯恩斯主义的需求侧管理在出现重大结构性矛盾时，就缺乏有效性和针对性。因为产业结构不合理是供给方面的问题，而不是市场需求不足。合理的结构是总量扩张的支撑，如果结构不合理，过度的需求管理会刺激虚假需求，强化已经失调的产业结构，使经济结构错失自我调整的机会，从而导致更深层次的矛盾。同样，供给学派过分强调市场的自动调节功能，在经济低迷时期，如果不采用宏观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控，市场只会越发失控。可见，经济政策的出发点要从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可以是需求边也可以是供给边，还可以对需求边和供给边进行综合考虑。

（二）海外供给侧改革的历史经验

1、里根经济学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美国经济的自身结构性矛盾以及石油危机问题，美国陷入了自二战之后的首次大规模衰退，同时经济陷入企业关门、失业增加和通货膨胀同时发生的“滞涨”局面。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为总统。面对国内经济面临的滞涨难题，里根推行支持市场自由竞争、降低税收和公共开支、降低政府对企业经营的控制等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复兴计划。经济复兴计划的要点是：

（1）削减财政开支（不包括军费），特别是社会福利开支，减少财政赤字；

（2）通过简化税制、降低边际税率、减免企业所得税、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对企业新技术投资减免税等措施，实施大规模减税，鼓励储蓄与投资，把美国联邦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50％降低到28％，公司所得税从最高税率46％降低到34％；

（3）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对经济得干预一直在不断地扩张，美国政府不仅依据凯恩斯主义实行需求管理政策，而且在价格、工资、劳动、环保、安全生产、商品检验、贸易、金融等经济领域得各个方面制定了大量得限制性法令和规章，。过多的规章条例严重束缚企业发展，增加企业成本，挫伤企业积极性和创新精神；对此，里根放松政府对企业规章制度的限制，减少国家对企业的干预； 

（4）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使货币总量与经济总量的扩大速度保持一致，以抑制通货膨胀。

里根经济学深刻而卓有成效地改变了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经济，解决了美国经济“滞胀”的难题，美国重新恢复了生产、供给和经济增长，实现了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次”最重要的转折。

2、撒切尔主义

二战结束后，英国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英国在世界列强中的实力地位有所下降，特别是70-80年代英国经济陷入高通胀、低增长的“滞胀”泥淖，同时英国工会力量不断扩大，国家经济大面积国有化，严重阻碍市场效益的充分发挥，导致经济的全面衰退。撒切尔夫人在担任英国首相期间，通过私有化、解除管制、降低税收等举措，对英国的经济、社会等方面推行一系列的变革。变革的主要举措包括：

（1）通过交易出售、中长期特许经营、股票上市、附加措施（包括特别股、立账、暴利税等）等举措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特别是对亏损的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包括航空公司，石油公司，电信公司，发电公司，国家电网，配电公司，水务公司，铁路，公共汽车公司，银行，保险公司，房地产抵押公司等；政府私有化的举措使企业回归市场、提高效率的同时，为政府提供了资金；

（2）削弱工会的力量，建立一个具有竞争性、灵活性的劳动力市场，降低企业的劳工成本和劳资双方的摩擦成本；

（3）大力减税以刺激经济活动，将高收入的边际税率从80%降到50%，将低收入的税率从33%降到了30%。

经过一系列改革，恶性通胀得到控制，使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的英国经济恢复活力，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波动率大幅减小，摆脱“英国病”的困扰。

3、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

20世纪末，美国经历了技术进步主导的“高增长、低通胀”的新经济周期，同时也滋生了美国股市较长时期的非理性繁荣，长期的低利率刺激了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市场上涨继续支撑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同时，美国政府监管机构对金融创新的长期放纵导致次贷风险不断积累和放大。2007年美国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的泡沫破裂，次贷危机爆发并席卷全球，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美国经济亦陷入衰退陷阱之中。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美国政府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救助、稳定金融市场的政策措施。2008年11月，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为了扭转经济衰退态势，奥巴马政府推出一系列的经济刺激计划，主要包括：

（1）实施减税计划；为年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下的中产阶级永久性减税；2010年允许企业在一定时段内减记全部厂房和设备投资，减税总额2000亿美元；实施总额1000亿美元的企业研发税收抵免永久性延长措施，鼓励企业研发；2012年推动包括简化税制、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减少税收漏洞等内容的企业所得税改革，将联邦企业所得税最高税率从35%降至28%，为美国公司的海外经营收入设定最低企业所得税率；实施小企业就业法案，给予小企业主更多的减税优待，推动社区银行为小企业提供贷款；

（2）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奥巴马政府打出一系列振兴本土制造业“组合拳”，如《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美国制造业复兴计划——促进经济增长的四大目标》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等；通过再工业化策略，重振本土工业，创造就业机会，保持世界制造业创新领导者地位； 

（3）鼓励科技创新、新能源技术推广，奥巴马政府推动清洁能源、生物工程、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来推动结构优化升级。

在经历去杠杆化、政策刺激以及自身经济结构调整之后，2009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开始缓慢复苏，并持续至今。次贷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成为全球首个走出金融危机的国家，其中供给侧改革对美国经济的复苏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海外供给侧改革的启示

　　在面临高通胀、高失业的滞涨局面，特别是经济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凯恩斯主义刺激总需求的政策难于解决问题。对此，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均采用货币主义观点紧缩货币，并采用供给学派的结构性改革，里根经济学侧重减税，撒切尔主义则侧重国企私有化。而面临资产价格泡沫破裂、产业空心化的危机，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采用宽松货币，化解金融泡沫风险，同时采用供给学派的结构性改革，减税、再工业化策略、鼓励创新、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从供给端入手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减税是里根经济学、撒切尔主义以及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的共同特征。特别是在企业活力不足、个人消费疲软的背景下，减税是提振经济活力最有效的方式，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人群而言，减税能迅速改善其资金状况，增加企业活力，刺激个人消费，从而刺激经济增长。

放松管制，减少政府对经济生产的干预，提升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也是历次供给侧改革的重点。

当然，不管是里根经济学、撒切尔主义，还是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他们在改革的过程中都遇到非常大的阻力，步履维艰。供给侧改革不像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政策，为企业提供挣钱的项目，也不像凯恩斯的货币刺激政策，大发货币撒钱，其短期对经济见效快，实施起来阻力小，因此也受到各国政府的推崇。而供给侧改革更多是解决经济的长期结构性问题，其间触动相关利益，需要强大的魄力来推动改革。

三、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宏观背景

（一）传统要素增长红利放缓亟需供给侧改革释放新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表现出“高投入、高能耗、低成本”特征。然而，随着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的空间逐步缩小，土地、劳动力、资源环境的综合成本上升，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储蓄率下降、投资支撑经济增长的贡献缩小，数量型扩张的经济模式已经难以支撑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经济面临动力切换与结构转变，对此，亟需供给侧改革释放新活力，将潜在的供给需求优势转化为现实的增长动力。

其一，要素高投入难以持续。传统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靠要素的高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然而，随着土地、劳动力、资本、资源约束趋紧，要素高投入模式难以为续，以劳动力为例，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人力资源蓝皮书：中国人力资源发展报告（2013）》指出，2013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的历史拐点，在2020年之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减少155万人，2020-2030年将年均减少790万人，2030-2050年将年均减少835万人。

图表1 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情况（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网站

其二，能源高消耗难以持续。随着我国经济规模日益扩大，能源消费快速增长、能源依赖度提高，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与环境压力日益增大。目前，我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是高收入国家的1.8倍，中等收入国家的1.2倍。近年来，我国原油、天然气、煤炭三大主要能源的进口量均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对外依存度进一步攀升。以原油为例，2009年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在首次突破50%的警戒线，2014年我国进口原油3.1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为59.6%。同时，我国的环境问题相当突出，环境成本占GDP的比重日益提升。2013 年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9037.2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59%，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02%。

其三，低成本优势无法持续。长期以来，依靠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和廉价的劳动力，低土地成本、低环保成本、低资源成本等要素，我国企业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随着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物价指数逐年攀升，劳动工资亦逐年提升；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导致环保成本的提高；房地产泡沫推升土地成本等等都在不断推升我国企业的生产成本。

（二）供需错位亟需供给侧改革发力引导供需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次运用凯恩斯主义调控手段，确保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近年来，推行凯恩斯主义造成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刺激虚假需求导致产能过剩，商品服务供需市场呈现出“支付意愿强、有效需求高、有效供给相对不足”的特征。商品服务市场结构性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的“供需错位”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巨大路障。

一方面，传统产业过剩问题严重，主要集中在钢铁、有色、石油化工、煤炭、建材、汽车等行业；房地产供给过剩，去库存压力较大；传统的中低端消费品供给严重过剩，如服装、鞋帽、玩具等传统消费品，供需失衡导致价格持续下滑。另一方面，高品质消费品、新兴产品供给明显不足，“代购潮”“海淘热”“疯抢马桶盖”不仅透视国内供给未能及时与消费同步升级，而且显现国内供给端管理制度建设的滞后，比如质量安全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屡见不鲜，大大降低国内消费者对国内产品尤其是高品质产品的信任度。还有面对日益加重的老龄化问题，国内养老产业发展滞后，养老服务供给严重不足。

（三）经济结构扭曲失衡亟需供给侧改革调整结构

我国要素价格存在不同程度的制度性和政策性扭曲，劳动力价格、土地价格、资本价格、资源性产品价格、环保价格等未反映出其市场供求关系、稀缺程度，以及与其使用有关的负外部性，从而导致非效率的资源配置，生产过程的高资源消耗强度以及相应而来的浪费和污染，造成经济结构扭曲失衡。

从需求侧来看，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要形成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才有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目前，我国需求侧结构失衡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内外需失衡。虽然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出口依存度有所下降，但目前还是偏高（2014年我国出口依存度在20%以上，比日本高6%左右，比美国高13%左右）。第二是投资消费失衡。我国投资占GDP的比重基本都在50%左右，即使与其他投资率较高的亚洲经济体相比，我国当前的投资率也高于日本、韩国处在相同发展阶段时的投资率，甚至高于其历史上最高的投资率。

图表2 我国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拉动率

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产业结构的演进方向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表现为第一产业的比重一直在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先上升后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一直在上升，并已超过了第二产业比重。2014年，我国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的比例关系是9.2：42.6：48.2。目前，我国产业结构方面的矛盾主要体现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内部。第二产业内部的结构矛盾表现为高耗能高污染等重化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制造业大而不强，整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产品质量不高，竞争力不强，缺乏有影响力的品牌和产品。第三产业内部的结构性矛盾表现为整体竞争力不强，现代服务业发展不充分，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支撑力不足。

图表3 我国三大产业对GDP增长的拉动率

四、我国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内容

从产出的角度来看，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取决于五大财富源泉，即劳动力、资本、土地及附着在土地上的资源、技术创新以及制度创新。当前我国五大财富源泉都受到某种程度的“供给抑制”，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解除劳动力的供给抑制、土地和资源的供给抑制、资本和金融抑制、技术和创新抑制以及制度和管理供给抑制，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就是围绕如何激活五大财富源泉，提高全要素生产力，促进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一）劳动力供给侧改革

劳动力方面，就是要解除对人口和劳动力的供给抑制。2011年我国人口结构出现拐点，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从2012年以来持续出现下降，同时人口老龄化现象愈发明显。通过全面放开二孩、推出延迟退休制度，推进新型城镇化、放松户籍制度、促进人口自由流动，释放人口红利。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有利于经济增长中的人口要素的纵向持续，户籍制度改革则有利于劳动力的横向流动。据估计，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未来每年平均新增的小孩规模预计将在200万左右，每年将带来新增的消费将超过700亿。此外，随着新生人口的增加，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需求势必将会增加。同时要实施人力资本战略，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全面提升劳动者素质，释放新的人才红利，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图表4 我国劳动力供给拐点

（二）资本供给侧改革

资本的供给侧改革就是要解除对资本供给的抑制，提升资本的供给与资本的使用效率。通过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打破条块分割、市场分割，释放市场投资主体活力；全面深化负面清单制度，放宽市场准入，抑制地方政府竞争性投资，激发民间资本活力；推进利率市场化，降低融资成本；实施减税降费，降低企业财税成本；建立市场化的企业资本金补充机制，补充企业资本金等。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度，提高政府投资效率，提升资本使用效率。

（三）土地及附着在土地上的资源供给侧改革

土地方面，要释放农村土地的资本属性和流转属性，使土地成为资本市场上可交易的生产要素，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和效益。一方面稳固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完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另外一方面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支持引导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

资源方面，要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建立健全能够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等。

（四）技术创新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要从依靠普通生产要素如资本、土地、劳动力的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转向依靠科技创新来驱动经济增长。通过科技创新创造新供给，通过科技创新创造新效益，通过科技创新创造新空间，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对此，要解除技术和创新抑制，建立创新型的科教体制，通过改革培育企业、创业者、创新型地区或园区、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创新型政府等主体；推动政府引导基金与民间社会资金的结合支持创新；以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创新企业健康快速发展；通过科学可持续的要素报酬分配机制和风险报酬补偿机制，激活优势要素供给，引导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创新要素生产力。建立和完善创新行为的风险退出机制，鼓励经得起市场甄别和考验的、有潜在需求支撑的创新，通过有偿的和激励相容的资本支持模式，防范低效率创新。

（五）制度创新

制度方面，就是要全面深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行政体制改革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加快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破除一切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行政体制方面，供给侧改革本质上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把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制定好，给企业和市场相对稳定的预期，提高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对此，要通过建立有法律效力的“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来确定政府和市场的合理边界，消除不作为和乱作为，继续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释放改革红利，为市场伸展打开足够的空间。

财税方面，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加大财政扶持力度，成立财政引导发展基金用于支持、奖励重点产业领域企业的发展；加大减税力度，通过结构性减税为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科技型企业、走出去的企业减负；推进个税改革，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调整进出口关税，降低国内亟需的先进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的进口关税，取消或降低部分过剩产能产品出口关税，鼓励过剩产能出口，支持产业转型升级。

金融方面，金融改革的核心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因此，要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实施方案，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内的金融对内对外开放，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和债券发行交易制度改革，发挥保险市场保障作用，完善金融监管和风险控制机制，提升资本的供给效率。 

国企方面，分类推进国企改革，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健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机制，推进国有资本布局战略性调整；推动国资证券化；推进混合所有制发展，引入非公经济战略投资者，大力推进产权多元化；建立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实行员工持股，激发国企竞争活力等。

四、供给侧改革的市场影响

（一）供给侧改革有助经济平稳增长、企业盈利改善为牛市提供基本面保障

在传统要素增长红利放缓、供需错位以及经济结构扭曲失衡的积极背景下，我国亟需启动供给侧改革。解除劳动力的供给抑制、土地和资源的供给抑制、资本和金融抑制、技术和创新抑制以及制度和管理供给抑制，能够从供给端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水平，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从而实现我国经济向可持续、中速发展的“新常态”平稳过渡。对市场而言，经济的平稳过渡是可持续长牛的最大基础。纯粹资金推动型的牛市是无法持续较长时间的，因为在市场上涨的过程中，市场的泡沫也在不断放大，风险也在不断积聚。一旦资金无法跟上，随着而来的暴跌不可避免。纵观美国股市的历史，有经济基础支撑的牛市可以持续数十年，因为在市场上涨的过程中，企业的盈利也在同步增长，这样，市场的泡沫并没有扩大。同时，减税降费、资源品价格改革、利率市场化、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等供给侧改革措施能够降低企业财税成本、原材料成本、财务成本等，对于企业盈利状况改善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因此，供给侧改革的实施有利于经济的平稳增长，有利于企业盈利的改善，这可以为市场的走牛提供最基本的基本面保障。

（二）供给侧改革有助于经济转型升级凸显新兴行业投资机遇

供给侧改革有利于加速过剩产能的淘汰，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扭转“供需错位”与经济结构扭曲失衡局面。因此，在经济与政策的双重压力下，传统产业很难再现经济高速增长期间的盛况，大的投资机会亦难再现，只能是在过剩产能化解、产业走出去或者并购驱动下，局部领域的龙头企业存在一定的投资机会。未来，新兴行业取代传统行业是历史的必然，未来市场大的投资逻辑应更加倾向于新兴行业，特别是智能制造、智能医疗、节能环保、信息安全、生物医药、数字新媒体等产业。

（三）供给侧改革也将有效激活百万亿资产带来国企改革投资机会

国企改革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国有企业推进按照市场原则实施产权多元化、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对管理人员实施市场化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各种束缚等改革措施。同时，《意见》期望在2020年取得决定性成果。截至2015年7月，我国国有企业合计资产109.4万亿，负债71.26万亿。国企改革号角的吹响将有效激活百万亿资产，为经济增添新的获利。同时，未来5年国企改革将会成为投资一个的主战场，围绕国企改革主题将涌现大量的投资机会，譬如央企的整合，资产注入，并购重组等等。

当然，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供给侧改革不像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政策，其短期对经济见效快，实施起来阻力小。供给侧改革更多是解决经济的长期结构性问题，其间触动相关利益，需要强大的魄力来推动。改革的力度和进度都将影响经济端的增长、结构端的转型，产业端的升级以及企业端的效益，进而对市场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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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题为：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市场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