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高物价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中诸如经济结构缺陷等“中国病”有关，而非偶然产物。“中国病”对国内高物价影响最大的当属产业结构缺陷推升的通货膨胀，主要包括：固定资产投资的巨额货币投放直接催生通货膨胀、巨额外贸顺差诱发通货膨胀压力、房地产价格泡沫催生高物价。此外，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的劳动力成本提升、政府高税收和行政成本增加了产品的流通成本、商业模式缺陷导致产品价格螺旋上升、游资囤积居奇推升物价都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国内物价快速上涨。除了“中国病”因素，中国高物价还与国外的“美国病”有着重要关联。美国产业结构软性化发展的历史趋势下，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消费拉动，财政赤字和外贸收支双赤字持续增长的“美国病”必须依赖大量增发美元和实行美元贬值来减少外债负担加以“暂时治疗”。“美国病”助长了人民币升值，引发大量热钱流入中国市场，从另一个方向造成了国内物价持续高涨。
“中国病”和“美国病”长期累积的结果是美国“国穷民富”和中国“国富民穷”：美国给中国印发纸币，这些纸币为美国国民换来了所需要的各种商品；相反，中国则用这些纸币从中国老百姓手里换走了所生产的各种商品。货币增发和商品增加之间产生分离，新增加的商品流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新增发的货币却留在了中国市场上，不断推高国内的物价，不断稀释着国民手里货币的购买力。
短期内，中国高物价延续时间将取决于美国的经济复苏进程和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时间，预计在2011年底至2012年年初之前中国仍将承受超高物价之痛。长期内的物价走势，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进度，参考日本的历史经验，中国在未来10年仍将与高物价作斗争。
在中国与高物价斗争及产业结构转型的“十二五”时期，参照日本过去的历史经验，股市的投资机会主要存在以下领域：（1）符合生产率基准和收入弹性基准的高加工度制造业，如重化工制造成套设备国产化、航空制造、铁路设备等。（2）符合需求结构升级的消费品行业，如房地产、汽车、家电等。（3）节能导向的产业，主要包括新能源发电、新能源汽车等。（4）用于节能的相关新材料及器件行业，如稀土、锂等相关的小金属、磁性材料等。（5）应对老龄化时代加快到来的相关产业，如医疗保健行业等。
关键词：中国病 美国病 通货膨胀
1引言
2011年元旦开始，国内茅台酒厂出厂价平均提价20%。市场价格一飞冲天，但仍然抵挡不住市场热情，仍有很多地方断货的报道。与国内价格飙涨的同时，国内同类产品在国外的售价却波澜不惊。最近有媒体报道，中国大陆500毫升装的53度茅台酒价格已经飙升至1200元人民币，在纽约华人聚居区法拉盛，1000毫升装的同度数飞天茅台价格仅为220至230美元，375毫升装的飞天茅台为65到70美元不等。按照当前的汇率折算，两斤装的53度茅台大概在1500元人民币左右，也就是说茅台酒在国内的价格比国外高出一倍之多。同样的酒如此差价，难怪引发此间华人竞购，回国送人。与茅台酒价格在国内外存在巨大差异的还有很多商品案例，国人在众多产品中承担着比外国居民越来越重的价格负担。
长期以来，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外汇储备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国家财富日积月累的膨胀。与此同时，国内产品价格上涨越来越快，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却非常缓慢。2010年6月份以来，国内CPI指数从2.4%快速上升至11月份的5.1%，而居民收入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持续上升的通货膨胀使得居民生活成本大幅度提高，“国富民穷”现象得以真实体现。反观大洋彼岸的美国，虽然次贷危机以来，美国失业率一直维持在9.5%-10.0%之间，财政赤字与对外贸易双赤字持续增长，但美国的居民实际购买力和社会消费总额却一直保持上升的势头，体现出一幅“国穷民富”的奇观。
从这些现象来看，中国和美国的经济似乎都生病了，只不过“中国病”带来的高物价损害了广大居民的利益，而“美国病”带来的低物价却给美国居民带来了福音。那么，“中国病”带来的高物价现象是经济发展阶段一时的偶然产物还是经济增长模式弊端形成的长期共生产物？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中国病”的病根和病症各自表现在哪里？“中国病”是怎样形成国内高物价的？美国“国穷民富”的低物价和高消费现象的基础是如何形成的？“中国病”是否助长了“美国病”的长期存在，而“美国病”是否对中国的高物价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病”和“美国病”之间存在哪些关联和冲突？研究清楚上述问题不但对全面理解中国通货膨胀的形成机理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而且对于把握未来几年中国通货膨胀走势及确立在此期间的股市投资思路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2文献综述
关于“中国病”，龚秀国（2010）从实证角度分析了中国式荷兰病通过体制惰性效应对中国财政收支体制与财政收支政策的诸多影响。研究发现，在中国整体财政能力增强和财政收支状况改善的同时，不仅我国外债结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明显恶化，而且社会财富加速向公共部门集中，“国富民穷”现象突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受到较大制约。龚秀国（2010）对中国“入世”后大规模开发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并伴随大量外国资本涌入的另类“荷兰病”现象进行了研究，指出中国应对“荷兰病”所实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及其诸多影响，并提出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实施扶持性产业政策以及选择性货币政策等措施来减少“中国式荷兰病”的不利影响。王占阳（2010）以基尼系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行业间收入差距、不同阶层间收入差距的变化论证了我国收入分配不公与“国富民穷”的现状，并提出从民生性、公开性、民主性和法制性四个方面改善我国公共财政制度。曾汉生（2010）从财富分配状况恶化导致我国储蓄率过高、投资过热、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主导模式转型困难，房地产泡沫化以及经济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等方面，论证了合理分配社会财富的重要性。
关于“美国病”，张环宇（2008）从美国过度消费形成的财政、贸易双赤字经济特征入手，分析了“美国病”对全球经济失衡和全球货币体系稳定的影响，指出“美国病”需要全球共同治理。兰纪平（2008）认为席卷世界的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并不是“美国病”的总根源，而在于其“双赤字”。并从财政赤字、贸易赤字形成和相互深化的视角对“美国病”进行深入剖析，认为增加国内储蓄水平，降低贸易赤字才是缓解“美国病”和次贷危机的良方。陈宪（2010）基于次贷危机中美两国不同的经济表现，从实体经济、市场体系和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监管等方面对“美国病”和“中国病”的病根和病症进行了对比分析，并对治理“中国病”提出了完善市场制度和政府监管等相关建议。
现有的相关文献在研究“中国病”和“美国病”时，基本上都侧重于从根源上挖掘两国经济生病的产业结构和经济体系根源，但都没有研究“中国病”
和“美国病”对各自国家的物价产生怎样的影响，更没有研究“中国病”与“美国病”之间的关联以及“美国病”对中国物价的影响。正是基于以上研究空白，本文将通过厘清上述问题，借鉴日本当年的历史经验，对中国通货膨胀的未来走势进行简单预测，并对未来几年中国股市的投资思路提出一些简单建议。
3国内高物价呈现全面蔓延之势
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通货膨胀波及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日常生活必需的“衣、食、住、行”，还是包括各类教育、医疗等各类社会服务的价格，已现全面蔓延之势。
3.1通胀现象之“衣”
2010年以来，棉花价格连番涨价，由此导致棉服价格也普遍上涨，部分地区棉质成品衣价格上涨幅度达20％至30％。呼和浩特市最近上市的棉服和羽绒服价格几乎都在1000元以上，新款棉服和羽绒服比去年同期贵了200元左右，涨幅超过20%。与此同时，棉被等床上用品也未能在棉花制品的涨价风潮中幸免，各类被褥价格同比去年上涨五六十元。四件套床上用品，从2个月前的160元，目前已上涨60元，涨幅超过37%。
注：数据来源于义乌·中国小商品价格指数。
图1 2010年1-11月国内服装服饰类价格指数走势
作为准确及时反映国内小商品价格变动的“义乌指数”，根据2010年12月27日发布的《第196期周价格指数看点》显示，由于棉花涨价引发的生产成本上涨，市场上内衣类、布鞋类等产品价格有所提高。小商品价格指数上周止跌回升，涨0.21点至100.51点。15大类小商品中，涨跌比例为“9∶6”，涨多跌少。针纺织品类、服装服饰类等9个大类出现上涨，最大涨幅为1.31点。凉鞋类、内衣类、包装类居涨幅榜前三席，分别上涨5.27点、4.12点和3.33点。价格指数走势图显示，针纺织品类、服装服饰类上周在15大类中，列涨幅榜前两位，分别上涨1.31点和1.01点（如图1和图2所示）。
注：数据来源于义乌·中国小商品价格指数。
图2 2010年1-11月国内鞋类价格指数走势
3. 2通胀现象之“食”
11月全国CPI涨5.1%
食品价格上涨12.6%，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5.1%，成为最近一年来的新高。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2.6%，非食品价格上涨1.7%。从月环比看，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10月份上涨0.2%，其中，食品价格上涨0.1%。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图3 2010年1-11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主要农产品价格指数走势
从图3和图4可以看出，进入2010年7月份以来，构成居民消费价格主要成分中，除了烟酒类涨幅较小以外，其余的食品、粮食、肉禽、蛋类、水产品、鲜菜、鲜果的涨幅均超出居民物价总指数涨势。其中，涨幅超过110%的包括粮食、鲜果和鲜菜，鲜菜类涨幅最大，平均涨幅约在120%左右，而鲜果类和蛋类的涨速最快。具体数据来看，11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11.7%，粮食价格上涨114.7%，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109.9%，蛋类上涨117.6%，水产品价格上涨111.9%，鲜菜涨121.3%，鲜果涨128.1%。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图4 2010年1-11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蔬菜类价格指数走势
3.3通胀现象之“住”
2010年以来，全国居住价格指数一路高歌猛进，从1月份的102.5上涨至11月份的105.8。除了指数快速增长外，居住价格指数与全国物价总指数之间的离差越来越大，显示了国内住租房价格越来越处于失控的状况。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图5 2010年1-11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居住价格指数走势
2010年2月，居住价格指数与物价总指数之间的差距最小，两者相差0.3，此后两者的差距开始逐步扩大，至6月份，两者差距最高达2.1%。过了6月份以后，两类价格指数之间的离差才开始逐步缩小，而进入10月份，国家开始对各类物价进行严格调控，两类指数的离差达到最小值，10月和11月份，两者的离差均在0.5左右。
3.4通胀现象之“行”
2010年以来，在几大类价格指数中，唯有交通和通信价格指数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2010年2月全国交通和通信价格指数为年内最高值101.1，此后一路下降，11月份该指数为99.3（如图6所示）。将该指数分解后，可以发现，指数下降主要是由于当前全国的通信价格越来越低，这主要归因于国内电信运营商之间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运营商在价格上让利于消费者。但交通成本却出现上涨，2010年10月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出通知，决定自10月26日零时起将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提高230元和220元，这对于全国快速增长的机动车消费者而言，无疑增加了出行交通成本。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图6 2010年1-11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交通通信价格指数走势
3.5通胀现象之“社会服务”
除了衣食住行出现通货膨胀外，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也均出行不同程度的上涨。2010年1月，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指数分别为102.3和98.8，而11月，两类指数的价格分别上涨为104和100.6（如图7所示）。目前，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加快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居民花在医疗保健和子女教育等项目上的开支所占比重逐年提高，医疗保健和娱乐教育文化用品价格上涨也给居民带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压力。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图7 2010年1-11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社会服务指数走势
4中国高物价的内因分析：“中国病”根源
按照经济学理论，通货膨胀主要包括需求拉上型、成本推动型、供求混合推进型，结构性通货膨胀四类。形式上来看，目前国内高物价的蔓延趋势同时兼具上述4类通胀的特征。究其背后的实质，当前的高物价与中国国内经济结构与运行体系的“生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国内经济结构与运作体系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政府的行政成本、商业模式的价格效应、流通体系的价格效应。
4.1产业结构缺陷推升的通货膨胀
虽然中国经济保持了近30年的高增长，但中国目前依然还处于发展中国家的追赶阶段。这个发展阶段典型的特征是，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尚未完成，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政府投资与出口增长，城市化进程尚未完成，房地产仍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产业。
4.1.1固定资产投资的巨额货币投放直接催生通货膨胀
货币数量理论认为，货币流通总量与货币速度的乘积等于平均价格水平与商品的交易总量的乘积，即MV =PT。其中，M为流通中的货币总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P代表平均价格水平，T是商品的交易总量。在货币的流通速度与商品交易量不变的条件下，物价水平是随着流通货币数量的变动而正比例地变动。将货币数量理论变形可以得到方程
，其中， 为货币供给增长率， 为通货膨胀率， 为经济增长率，
为货币流通速，即在货币流通速度与产出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平均物价水平与货币供给量同比例变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通货膨胀实际一直是个货币供给问题。
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各级政府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产业投入，其背后则是巨量货币投入。由于基础设施和产业投入在短期内并未产生最终消费产品，因此大量的货币投放形成的巨额市场需求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的上升。
注：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
图8 2000-2009年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月完成额与CPI走势图
图6为2000-2009年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月完成额与CPI走势，图中左轴为投资额，单位亿元，右轴为CPI指数。从图6可以看出，每年12月份通常为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月完成额最高的月份，固定投资导致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上涨传导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上涨通常有6个月期的滞后期。2007年之前，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月完成额最高通常不超过14000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CPI月度同比增长通常在2%以下。2005年12月至2007年12月，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从11835.25亿元快速增长至16859.89亿元，期间，CPI则从1.6%增长至8.7%最高点。2007年年底受次贷危机深化的影响，CPI从最高点8.7%回落至2009年2月的通缩-1.6%。2009年开始，国内开始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刺激经济增长，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从2009年2月的10275.79亿元最高上涨至2010年6月的30,689.08亿元，同时，CPI也从2009年2月最低点-1.6%逐步上升，至2010年11月，CPI已上升至5.1%，固定投资增长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有着显著的先导性影响。
4.1.2巨额外贸顺差诱发通货膨胀压力
巨额外贸顺差对国内物价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外贸顺差形成外汇占款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形成诱发式通货膨胀。二是外贸顺差增长引发人民币汇率升值，导致国外热钱大量流入，增加了通货膨胀压力。
（1）外汇占款增加诱发通货膨胀
从理论上来说，外汇占款对国内物价的影响有以下三个渠道：
第一，在商品市场上，由于外汇占款的增加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使得交易的货币量过多从而使需求弹性大的商品卖易买难，最终波及一般商品使物价上涨；
第二，在货币市场上，由于外汇占款的增加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使储蓄保值的货币增加而使利率下降让部分储蓄货币转向了消费，最终使消费品市场压力增大导致物价上扬。外汇储备作为一种金融资产，它的增加无异于投放基础货币。外汇储备增加越多，人民币的发放增长越快。因为，官方储备是由货币当局购买并持有的，其在货币当局账目上的对应反映就是外汇占款，外汇占款的增加直接增加了基础货币量，再通过货币乘数效应，造成了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长,使得流通中的人民币迅速增多。根据最新央行统计数据，2010年，中国增加了4481.51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按2010年1：6.8072的平均汇率比价，全年就有30506.44亿元的基础货币被投放。这不仅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弱化了货币当局对货币供应量控制的能力。
第三，在资金市场上，由于外汇占款的增加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使得资金供给量增大从而使利率下跌让借贷资金价格下跌引起了股票、债券的价格上扬，导致实物资产投资额增大，投资品价格上扬，导致了劳动需求增加使得工资上升而价格上扬。
无论外汇占款是通过哪一条途径对物价产生影响，它都是通过影响货币供应量产生的，也就是先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再来影响物价的。在现有的固定汇率制度下，外汇占款影响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为：国际收支顺差→国外净资产增加→外汇储备增加→外汇占款增加→基础货币增加→货币供应增加→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具体来说，就是首先由于国际收支顺差引起国外净资产的增加，形成了外币的超额供给，本币有升值的压力，为了稳定汇率，央行动用本币收购外汇，本币的投放形成外汇占款，收购的外汇形成外汇储备，央行投放本币引起基础货币增加，通过乘数效应，导致社会货币供给量的成倍增加，形成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2）人民币升值引发热钱流入诱发通货膨胀
外贸顺差过大给人民币汇率升值带来较大压力，国外热钱大量流入，也是加剧国内通货膨胀的另一个原因。面对大量国际热钱的不断流入，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央行不得不发行大量人民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购买外汇市场上溢出的外汇，从而增加了外汇占款和基础货币供应量，通过货币乘数效应，使流通中的人民币迅速增加，推动了通货膨胀的产生。另一方面，大量的热钱流向房地产等高收益部门，部分热钱还可能会流入一些重要农产品销售领域，哄抬物价，给国内物价上涨带来较大压力。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人民币汇率升值一方面有助于减少出口和贸易顺差，降低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和热钱流入；另一方面，有助于降低进口价格，减少输入性通胀，但中国的贸易结构决定了这一渠道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从出口来看，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现状决定了贸易产品结构依然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美国和欧盟等主要的贸易伙伴无论是从经济发展阶段和国民收入层级，还是从产业结构发展和国民收入层级来看，与我国均有着广泛深入的贸易互补性，这些国家对我国有着较强的贸易依赖性。事实也证明，人民币汇率升值并未减少贸易顺差和人民币升值压力。
再从我国进口商品的结构看，大宗商品2009年该比重超过24%），尤其是资源类商品如原材料、设备、零部件占据的较大比重，其中进口品中有50%为加工贸易品，这些产品加工完成后大部分再以最终产品出口到国外，而最终消费品占比偏低，这一结构导致了人民币汇率升值并不能带来国内进口商品价格的明显下跌。另外，汇率的价格传递弹性也决定了汇率升值降低进口价格的相对有效性。汇率不是影响价格的惟一变量，行业组织、市场分割和差异产品以及价格歧视等都会对厂商定价起到影响，因而汇率传递性是不完全的。另外，进口原材料等物资价格的下降，虽然可以使生产成本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下降，但由于汇率传递过程存在一定的时滞，效果不会即刻显现，汇率升值并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得转换为进口商品价格的下降，换句话说，人民币汇率升值短期内对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并不显著。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较高（
4.1.3房地产价格泡沫催生高物价
目前，国内房地产最大的问题是房价过高，房价泡沫化严重，过高的房价对国内通货膨胀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从理论上来说，高房价影响国内物价主要包括两个渠道，一是货币超发渠道，二是成本推动渠道。
（1）货币超发
从理论上来说，由于交换支付是货币担负的最重要职能，因此，只有在经济体系内货币供应量与实体经济总价值保持一致时，整个经济体才能平稳运行，经济体内的物价不会发生剧烈波动。实体经济中存在不同产业部门，根据马克思关于国民经济增长的经济部门分工理论，各个部门的经济总量在一定时期内应保持动态平衡，货币资金也会以不同形态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流通。当实体经济中的某部门产品定价过高，实体经济总价值被虚高后，要保持该部门经济正常运行，必须要更多的额外货币资金予以支撑。但从整个国民经济部门来说，由于某一部门所需货币资金增长将导致整个经济体系内流通的货币量增加。当货币资金从该部门完成流通任务退出后，该部分货币资金会流向国民经济体系内的其他部门进行交易支付，如果其它部门价值总量保持稳定，则多余的退出货币资金将导致其余部门的货币供给大于实体经济价值，进而可能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物价上涨。当国内房地产价格被严重虚高后，房地产部门占据的货币资金总量将越来越大。由于房地产行业的利润空间较大，所需的再生产成本投入并不高。因此，当房地产部门完成整个生产销售流程后，必将有越来越多的货币资金流向房地产以外的部门，过多的市场需求必将推升国内物价上涨。
（2）成本推动
根据马克思关于工资的构成理论，工人的工资必须包括完成工人活化劳动补偿部分所需的生活必需品价值，另外还包括工人家属所需一定比例的生活必需品价值补偿。当前中国居民生活必须品中住房和租房占据最大比重，房价上涨的同时也会倒逼租房市场涨价，这样必然使得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以满足购房需求，高房价必然引发工资上涨。而工资上涨，直接引发国内产品生产成本提高，厂商通过提高产品销售价格转嫁生产成本，从而引起通货膨胀。
2005年、2006年、2007年，三年全国房价上涨400%，土地价格上涨十几倍，地产行业的高速增长使得各个行业生产成本和人们生活成本快速增加，房价快速上涨造成了通货膨胀，高房价不抑制，通货膨胀得不到抑制，高房价不除，高通货膨胀必然持续。
2005年、2006年，全国一线二线城市的平均房价在3000元-8000元，房价收入比已经高达10-20，而国际上公认是3-6，世界银行公认是4-6，就已经超过了国际标准。2010年，一线二线城市的平均房价在5000元-18000元，房价收入比高达20-50，这完全脱离国际标准，更脱离现实社会。
2005年、2006年，一线二线城市100平方米房贷月供在500-2000元（不同地区），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勉强可以支撑。而2010年，一线二线城市100平方米房贷月供在2300元以上（不同地区），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承受艰难。
注：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单位：人民币。
图9 2000-2009年中国各类型经济体职工平均工资变动趋势
住房和租房成本的提高，必然倒逼劳动者要求提高工资收入。统计数据表明，2000年以来，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其他类型单位的职工工资和全国平均工资都呈现出快速上涨的趋势。2000年，上述四类平均工资分别为9552元、6262元、10984元和9371元，而至2009年，四类平均工资分别增长为35053元、20958元、31319元和32736元，上涨幅度分别高达267%、235%、185%和249%（如图9所示）。
4.2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的劳动力成本提升
随着我国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渐渐接近尾声，中国经济抑或即将经过“刘易斯拐点”，未来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失衡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将成为长期持续存在的现象。劳动力工资的持续、过快上涨对整体物价上涨和通胀生成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对这样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需要高度重视。
劳动力工资的过快上涨，会通过向终端产品转移而引发整体物价与工资的螺旋式上升，从而倒逼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在居民消费领域和工业品价格领域同时体现，其推升物价的具体影响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直接推升服务类消费价格上涨。相比CPI构成中食品和工业品两大类商品，劳动力成本（尤其是低端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服务类消费项目影响更为直接和明显。由于工资的黏性以及向产品价格传导的滞后性等因素，人力成本上升对最终商品销售价格的传导效果可能存在较大程度的削弱，而家政等服务业转移人力成本和提价则相对容易。服务项目在CPI中占22%左右，劳动力成本在服务价格中占比在20%左右，因此，未来劳动力成本每上升10%，将推动CPI提高0.4至0.5个百分点。
二是间接推动制造业产成品价格上涨。资本密集型及附加值较高的企业，一般具有足够的利润消化成本。但在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工资占企业生产成本比重较高，工资上涨必然导致企业成本的相对上升。例如，采掘业的比重在25%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为了避免缩减利润空间，将考虑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转嫁成本。如果企业生产的是生活消费品，那将直接表现为CPI的上涨；如果企业生产的是工业投入品，其价格的上涨必然会传递给下游终端产品，从而引起大范围的物价上涨。
当前推动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突出原因，主要是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短缺。根据刘易斯等人的理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其突出的特征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供给，工资增长较慢。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若要继续吸纳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这个转换的节点就称为“刘易斯拐点”。近几年来，我国从沿海向内地蔓延的民工荒愈演愈烈，农民工工资较快增长和招工难的窘境，让我们不得不正视“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刘易斯拐点”过后，随着低端劳动力紧缺成为常态，农民工工资变化显著提高，劳动力成本将进入持续上升阶段，并有可能逐步传导到其他部门造成整体工资水平的上行压力，未来劳动力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将会带动核心CPI的稳步上涨。
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工资增长还意味着农户外出务工、做副业的机会成本上升，农户务农积极性的下降，会推高务农的农民工工资增长，农业成本的提高，必然要转嫁到农产品价格上，从而导致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此外，除了“刘易斯拐点”临近导致的低端劳动力短缺，各地纷纷调整最低工资等政策措施，也对劳动力成本上升起到了一定的推升作用。
4.3政府高税收和行政成本增加了产品的流通成本
（1）高税收导致产品成本增加
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税收也是决定物价高低的重要因素。税收被称为公共服务的价格，2009年中国政府实际收入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宏观税负超过了30%，即政府收入超过GDP总量的30%。相比之下，美国2009年的财政收入为2.8万亿美元，只占当年美国12.9万亿美元GDP的21.7%。
对于消费服务和购买商品中所包含的税款，居民作为最终消费者承受着较高的负担。据NGO组织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份公民税收数据显示：中国居民购买一袋价格为2元的盐，包含大约0.29元的增值税和0.03元的城建税；去餐馆吃饭，最后结账时不论多少，餐费内将包含5.5%的营业税及城建税；
100块钱一瓶的护肤品，其中除了14.53元的增值税外，还包含25.64元的消费税和4.02元的城建税。据统计，中国国内商品价格含税量高约35%以上。
（2）高行政成本导致产品成本增加
无论从财政支出分析，还是从实际现象观察，地方政府在整体上存在行政成本过高的现象现象愈演愈烈，主要表现在人、楼、车、钱、能5个方面，而“腐败”是当今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罪魁祸首。
人员上，“吃饭财政”的人数逐年增加，比例偏高，不少单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基建上，超标准建设楼堂馆所屡禁不止，追求办公条件气派豪华的奢靡之风日盛；用车上，公车私用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每年公车消费开支都是天文数字；用钱上，公费吃喝、公款旅游等禁而不止，愈演愈烈；能耗上，全国党政机关能源消费占全国终端能源消费总量的7%左右，接近全国8亿农村人口生活用电水平。正是这些鱼目混珠、公私不分、屡禁不绝的“腐败”（大多是职务消费腐败），在大规模地侵吞有限的财政资金。如此腐败，不仅加重了财政负担，还大大降低了政府在教科、文卫、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使行政成本增加，行政效益降低。经济学家吴敬琏一度称，“中国政府寻租租金总数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年绝对额高达4万亿到5万亿元。巨额的租金总量，自然会对中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些租金都陆续摊入了物价，推升物价上涨，并交由弱势阶层买单。正是这些非法以及不合理但合法的租金，生发出了超越国情的奢侈品消费、庞大的地下经济、日益脆弱的民生感受等一系列“不正常经济现象”。这也由此撑开了一个命题：擒拿通胀之虎也需仰赖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
4.4商业模式缺陷导致产品价格螺旋上升
国内商品价格远远高于国外同类产品价格还与商业模式有一定的关系。欧美百货商场实行买入制，而中国的百货商场实行联营制。所谓买入制，就是指国外的商场从品牌商手中买入商品后再销售，商场赚取进货价和零售价之间的差价。而中国的联营制商场则是与品牌商或代理商合作，品牌商或代理商将待售商品放在商场进行销售，商场从每一笔成交金额中按合同约定的比例提取利润。
在进货方面，买入制商场本身是采购商，同时其供应渠道是垂直的，制造商→品牌→商场，商场控制着零售终端，所以是商场向品牌商压价，品牌商向制造商压价，为了尽可能地获得利润，商场有动力也有压力去尽量压低进价。
横向上，为了和别的卖场竞争，买入制商场也必须尽量压低售价，定价过高则面临卖不出去的困境，否则一旦错过季节就变存货了。如果一个商场存货增多，流动资金很快就枯竭，倒闭不可避免。
相比之下，中国的百货供应商是金字塔层级：制造商—品牌商—中国总代理（可能之前还有个大中华区或亚洲总代理）—分级代理—商场，这每一层都要加价赚钱，虽然商场是终端环节，但是由于它不需要花钱购入商品再销售，并且如果成交价越高其抽成利润越大，所以商场根本没动力去压价。
在销售环节，联营制商场不用采购商品、不用库存、不用损耗、不用占流动资本、不用支付营业员薪金，扣除水电物耗后就是净利了，所以联营制商场不在乎定价高，价格越低其抽成越少。
4.5游资囤积居奇推升物价猛涨
2010年，国内大部分农产品出现轮番涨价，出现了“绿豆涨了红豆涨、红豆涨了芸豆也涨”的异常现象，这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游资囤积居奇、故意哄抬的结果。
自2008年应对危机以来，我国银行体系已累计发放人民币贷款超过17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M2已接近70万亿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广义货币供应量最大的国家，流动性过剩的局面正在形成。由于市场上流动性过多导致过多的购买力需要寻找出路，但以往投资首选的房地产目前处于调控阶段，股市处于恢复性阶段，人民币升值也限制了资金外流，因此资金大量集中在消费和投机上，再加上国际市场农产品的价格及大宗原材料价格上涨，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游资炒作推升农产品涨价的现象。
游资炒作农产品的手法与基本思路通常为：炒家掌控大量资金、生产基地农产品资源以及真实的市场供求信息资源，即掌握农产品生产链条上的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此外，炒家还会制造信息陷阱，会利用连接产销的优势，获得真实的供需价格信息，但其不会将真实信息外传，而是杜撰虚假信息，甚至依靠雄厚的资金实力，买断某些公开网站的信息发布权，制造信息陷阱，造成生产和消费两端的供需价格错觉，进而一方面带动生产者快速销售，增大自身农产品收购和控制量，另一方面提高消费者的心理价格预期。炒家在制造价格信息陷阱之后，还会进一步操纵农产品价格上涨的舆论导向。
在这其中，社会中介服务组织寻租行为促使其与炒家形成利益共同体。部分社会中介服务组织，利用自身掌控的生产基地和市场销售会员企业的信息资源，进行自身非正规利益的寻租，与炒家联合制造、发布虚假信息，形成利益共同体，分享炒作农产品带来的高额黑利。农产品流通体系中的经纪人队伍由掌控实体物流的中间经销商角色向金融资本操手角色演变，逐步形成实体物流和虚拟金融资本的一体化运作，通过金融资本控制供应量和供应时间，进而掌握农产品定价权。
5中国高物价的外因分析：“美国病”诱导
中国“国富民穷”的外因主要在于中国对美国持续扩大的外贸顺差导致的外汇储备增长、人民币升值压力和热钱涌入，进而导致外汇占款和国内基础货币投放增加，通货膨胀加剧。这个症结之所以迟迟难以解开，一是在于中国产业结构初级化比重依然较大，经济增长和劳动就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依赖较重，而美国产业结构已达到了不可逆的高级化阶段，高新技术产业和以金融服务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占据较高比重，中美双边贸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由于美国过度依赖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但同时美国对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封锁，这必然导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越来越多，出口却增长缓慢，中国在双边贸易中一边倒的顺差，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种贸易顺差格局很难消除。二是由于美元的超然国际货币地位，中国对美国的外贸顺差都以美元结算，但由于美国几乎每年都对中国形成外贸逆差，没有相应的措施来弥补，加之美国对战略性产业中的企业并购实施保护，中国只有将庞大的外汇投资于美国债券市场。当美国的债务负担越来越重时，美联储就会选择增发货币和美元贬值来减轻负担，结果则是中国既承担了外汇储备损失，又承受了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热钱涌入和输入性通胀压力。
5.1产业结构软性化发展与对华贸易逆差
（1）美国产业结构软性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第一产业比重进一步减小，第二产业比重逐步下降，只有第三产业比重处于不断增长的态势。从表1可以看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民营工业占据87%左右的比重，而政府工业仅占了13%左右的比重。在产业层次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较小，且运行趋势较为平稳。2000年农林牧渔和采掘业合计占比2.1%，2009年两者合计占比2.6%，低于3%的比重。民营服务行业是美国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平均占比在65%以上，且比重仍在逐步上升趋势中。2000年，美国民营服务行业占GDP比重的65.1%，2009年该比重上升至66.8%。在所有的服务行业中，金融行业和专业类商业服务业占据较大比重，分别占比20%和11%以上，且两者均呈现上升趋势。2000年，美国民营企业中的金融服务业和专业商业服务业分别占GDP
比重的20.1%和11.2%，2009年上述两类服务业占比分别上升至21.5%和12.0%。
表1 2000-2009年美国国民经济增长产业占比细分表
|
行业 年份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2005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
国内生产总值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
民营工业
|
87.8%
|
87.6%
|
87.3%
|
87.1%
|
87.3%
|
87.5%
|
87.6%
|
87.5%
|
87.1%
|
86.4%
|
|
农林牧渔
|
1.0%
|
1.0%
|
0.9%
|
1.0%
|
1.2%
|
1.0%
|
0.9%
|
1.0%
|
1.1%
|
0.9%
|
|
采掘业
|
1.1%
|
1.2%
|
1.0%
|
1.2%
|
1.3%
|
1.5%
|
1.7%
|
1.8%
|
2.2%
|
1.7%
|
|
公用事业
|
1.7%
|
1.7%
|
1.7%
|
1.7%
|
1.8%
|
1.6%
|
1.8%
|
1.8%
|
1.8%
|
1.9%
|
|
建筑业
|
4.7%
|
4.8%
|
4.6%
|
4.6%
|
4.7%
|
4.8%
|
4.9%
|
4.7%
|
4.3%
|
3.8%
|
|
制造业
|
14.2%
|
13.1%
|
12.7%
|
12.3%
|
12.5%
|
12.4%
|
12.3%
|
12.1%
|
11.5%
|
11.2%
|
|
民营服务行业
|
65.1%
|
65.9%
|
66.3%
|
66.2%
|
65.8%
|
66.1%
|
66.0%
|
66.1%
|
66.1%
|
66.8%
|
|
批发贸易
|
6.2%
|
6.0%
|
5.8%
|
5.7%
|
5.8%
|
5.7%
|
5.7%
|
5.8%
|
5.7%
|
5.5%
|
|
零售贸易
|
6.9%
|
6.8%
|
6.9%
|
6.9%
|
6.7%
|
6.6%
|
6.5%
|
6.3%
|
5.8%
|
5.8%
|
|
运输仓储
|
3.0%
|
2.9%
|
2.8%
|
2.9%
|
2.9%
|
2.9%
|
3.0%
|
2.9%
|
2.9%
|
2.8%
|
|
信息产业
|
4.2%
|
4.4%
|
4.7%
|
4.6%
|
4.8%
|
4.7%
|
4.4%
|
4.5%
|
4.5%
|
4.5%
|
|
金融保险
|
20.1%
|
20.9%
|
20.9%
|
20.8%
|
20.3%
|
20.6%
|
20.7%
|
20.6%
|
20.7%
|
21.5%
|
|
专业商业服务
|
11.2%
|
11.4%
|
11.3%
|
11.3%
|
11.3%
|
11.6%
|
11.7%
|
12.1%
|
12.3%
|
12.0%
|
|
艺术娱乐
|
3.8%
|
3.8%
|
3.9%
|
3.8%
|
3.8%
|
3.8%
|
3.8%
|
3.9%
|
3.7%
|
3.6%
|
|
其他服务
|
2.8%
|
2.6%
|
2.7%
|
2.6%
|
2.6%
|
2.5%
|
2.5%
|
2.5%
|
2.4%
|
2.4%
|
|
政府
|
12.2%
|
12.4%
|
12.7%
|
12.9%
|
12.7%
|
12.5%
|
12.4%
|
12.5%
|
12.9%
|
13.6%
|
|
联邦政府
|
3.8%
|
3.7%
|
3.9%
|
4.0%
|
4.0%
|
4.0%
|
3.9%
|
3.9%
|
4.0%
|
4.3%
|
|
一般政府
|
3.2%
|
3.2%
|
3.3%
|
3.4%
|
3.5%
|
3.5%
|
3.4%
|
3.5%
|
3.6%
|
3.9%
|
注：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美国产业结构出现“软化”现象，产业结构软化主要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次是指在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中，软产业(主要指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出现了所谓“经济服务化”趋势；第二层次是指在整个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对信息、服务、技术和知识等“软要素”的依赖程度加深。
注：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
图10 2000-2009年各项要素对美国GDP增长的贡献率
与经济结构相对应，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主要依赖居民消费增长。国民经济增长的四类分项中，个人消费一直是美国GDP增长的最重要力量。图10显示（左轴为个人消费和国内私人投资比例轴，右轴为净出口和政府支出和投资比例轴），2000年美国个人消费、国内私人投资、政府支出和投资、净出口对GDP增长贡献率分别为68.4%、17.81%、17.39%和-3.84%，2006年四类分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69.58%、17.37%、18.80%和-5.74%，而至2009年，四类分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70.84%、11.26%、20.65%和-3.84%。从数据的变化趋势中可以发现，美国个人消费、政府支出和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逐年增高，而国内私人投资的贡献率则逐年下降，美国的贸易赤字持续扩大（次贷危机之后，赤字有所缩小）。
（2）劳动力越来越集中于第三产业
注：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
图11 2000-2010年美国就业人数产业构成
（3）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逐年增加
美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中国产业结构初级化之间的互补性，导致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额逐年增长。美国经济增长主要产业集中于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的高级化使得初级制造业极度萎缩，而经济增长又主要依赖于消费，这就必然使得美国从中国进口远大于出口，进口产品主要集中于轻工业制成品等杂项制品。
图12显示（左轴为进口金额和出口金额数量轴，右轴为贸易顺差数量轴，单位为百亿美元）2000年，美国对中国
进出口金额分别为1000.18亿美元和161.85亿美元，贸易逆差838.33亿美元；2008年，美国对中国进出口金额分别为3377.73亿美元和697.33亿美元，贸易逆差2680.40亿美元。美国对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保持持续增长势头，贸易逆差以持续扩大。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对中国进出口金额均有所缩小，分别为2963.74亿美元和694.97亿美元，贸易逆差缩小为2268.77亿美元。
注：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
图12 2000-2009年美国对中国进出口贸易额
表2 2000-2009年美国对中国贸易收支的分类数据（单位：千万美元）
| 年份指标名称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2005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
食品及
活动物
|
-54.82
|
-63.29
|
-95.11
|
-118.99
|
-101.33
|
-163.24
|
-216.05
|
-225.86
|
-248.61
|
-168.81
|
|
饮料及烟类
|
-2.76
|
-3.43
|
-4.13
|
-2.24
|
-0.78
|
-1.57
|
4.33
|
4.27
|
10.00
|
12.73
|
|
非食用原料
|
195.25
|
255.11
|
270.21
|
608.65
|
707.22
|
860.45
|
1223.66
|
1496.15
|
1829.60
|
1976.13
|
|
矿物燃料、
润滑油
|
-67.00
|
-29.38
|
-32.21
|
-31.80
|
-80.75
|
-85.90
|
-96.29
|
-36.31
|
-161.52
|
22.28
|
|
动植物油、
脂及蜡
|
1.34
|
0.85
|
2.18
|
9.39
|
2.31
|
0.64
|
4.96
|
13.41
|
13.26
|
2.41
|
|
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
|
51.59
|
14.65
|
53.73
|
59.67
|
95.59
|
24.76
|
-0.48
|
110.48
|
-151.47
|
154.52
|
|
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
|
-901.50
|
-969.71
|
-1206.45
|
-1421.21
|
-1969.01
|
-2504.29
|
-3250.28
|
-3607.67
|
-3876.85
|
-2786.10
|
|
机械及
运输设备
|
-2687.89
|
-2465.91
|
-3443.84
|
-4830.21
|
-7190.94
|
-9137.35
|
-10759.74
|
-11942.45
|
-12433.40
|
-11430.23
|
|
杂项制品
|
-4823.53
|
-4941.50
|
-5737.99
|
-6515.33
|
-7486.96
|
-8972.70
|
-10021.34
|
-11324.32
|
-11436.66
|
-10149.39
|
|
未分类的商品及交易品
|
-91.67
|
-101.96
|
-117.92
|
-154.02
|
-200.77
|
-248.60
|
-298.91
|
-338.29
|
-348.34
|
-316.16
|
注：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
表2显示，美国与中国双边贸易主要集中于下列商品大类：食品及活动物、饮料及烟类、非食用原料、矿物燃料、润滑油、动植物油、脂及蜡、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及运输设备、杂项制品、未分类的商品及交易品。从贸易收支的金额来看，食品及活动物、饮料及烟类、矿物燃料、润滑油、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及运输设备、杂项制品、未分类的商品及交易品这几大类均表现为贸易逆差，只有非食用原料、动植物油、脂及蜡与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三大类表现为贸易顺差。在所有的贸易逆差项目中，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及运输设备、杂项制品三项的贸易逆差最大，逆差金额均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贸易逆差更是接近3000亿美元逆差。在所有的贸易顺差大类中，非食用原料金额最大，但顺差金额不超过2000亿美元。
从中美双边贸易的细分商品类别来看，美国向中国出口初级农产品，从中国进口简单工业制成品，贸易收支处于逆差的格局一直未变，并且将因中美产业结构的制约问题，在长期内保持这一趋势不变。
5.2贸易逆差触发的美元超发动机与输出通货膨胀
多年来，美国对中国逐步增长的贸易逆差并未见其付诸实际行动来予以弥合。由于美元的超然国际货币地位，包括中国在内的对美贸易顺差国家都选择了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储备用来进行后期的全球贸易或投资需求。贸易顺差国为了保护其美元外汇储备的安全性，通常会选择购买美国国债。当美国债务水平进一步扩大，特别是金融危机后，政府为了复兴经济，将私人部门负债进一步转入公共部门负债后，为了应对持续扩大的美国政府债务和预算赤字，政府必然选择增发货币。大量增发美元货币，不仅可以给美国带来巨大的铸币税收益，
[①]而且可以通过美元贬值，减少美国的外债负担。美元增发、美元汇率贬值的另一面便是与美国有巨大双边贸易金额的包括中国等国货币的升值，从而引发大量热钱流入中国等新兴经济国家，从而引发这些国家通货膨胀率上升。
当今世界，国际贸易结算中，美元所占比重超过60%。在外汇交易货币中，美元占比超过40%。整体看来，尽管美国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但美元仍然是最被广泛接受的国际化货币。统计表明，目前在全球流通的美元现钞超过9000亿美元，大约三分之二在美国境外流通，这意味着美国征收的存量铸币税至少为6000亿美元。美国平均每年能获得大约250亿美元的铸币税收益，二战以来累计收益在2万亿美元左右。这也就是说，其他国家为使用美元向美国无偿支付了高额的费用。
注：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单位：千亿美元。
图13 2000-2009年美国外债总量及中国持有美国债券量的变动趋势
注：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单位：十亿美元。
图14 2000-2009年美国货币投放量变动趋势
从“中国病”与“美国病”
的反差分析中，可以在中国发现一个荒谬的现象：中国出口商品越多，赚取外汇越多，国民反而活的越累。中国人既把商品出口到了国外，由出口商品换取的美元也借给了美国，把由此增发的人民币留在了国内市场上，变成了没有任何商品作基础的“废纸”。由于这些增发的“废纸”与现有货币一样流通，必然会造成现有货币大幅贬值和物价大幅上涨。
反观美国，恰恰与中国相反，美国市场上的货币流向了中国，中国的商品流入了美国市场，由于市场上货币减少，商品增加，必然导致物价下降，美国国民手里的钱便能购买更多商品。
站在中美两国国民的立场，而非国家立场上看这个问题将更加清楚：中国国民生产的商品，被美国国民用美元进口到美国，美元则被中国政府拿走当做外汇储备；美国国民得到了商品，中国政府得到了美元，而中国国民唯一得到的，便是手中现有货币的贬值。
“中国病”和“美国病”日积月累的结果便是：美国给中国印发纸币，这些纸币为美国国民换来了所需要的各种商品；中国则相反，用这些纸币从中国老百姓手里换走了所生产的各种商品。而形成这个财富魔方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货币增发和商品增加之间的分离：新增加的商品流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新增发的货币却留在了中国市场上，不断推高国内的物价，不断稀释着国民手里货币的购买力。
6中国高物价的未来走势及股市投资机会分析
中国高物价的未来走势，既取决于国内因素的纠正，同时也取决于美国因素的改观。而国内因素中最为关键的即是产业结构调整、外贸顺差的控制和高房价等资产价格泡沫的根治；美国因素能否改观则取决于美国何时能够摆脱本轮次贷危机的影响，实现经济复苏和减少量化宽松的力度。
6.1国内影响高物价因素的纠正分析
从国内因素来看，对高物价影响最大的首推外贸顺差和房地产价格，而这两个因素的改观则取决于国内产业结构的改善。刚刚过去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中央提出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出要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改造提升制造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十二五规划并未特别提出房地产发展规划，但特别提出要保障和改善居民生活。
产业升级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市场需求、技术创新、生产要素成本比较优势及政府产业政策的变化，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未来发展方向和时间跨度可以借鉴背景较为接近的日本的发展经验。日本产业结构升级遵循了劳动密集→重化工业→高加工度组装工业→技术密集与服务业主导的路径。根据多指标测度，如人均GDP（购买力评价）、人均电力消费、耐用消费品普及水平、刘易斯拐点及社会经济发展大事件发生时间等判断，当前国内经济发展阶段相当于日本60年代中期水平，即产业从重化工业向高加工度组装工业升级阶段。按照日本当年的发展经验，从上世纪80年中期开始，为了应对日元升值压力，日本加快产业结构升值，从重化工业向高加工度组装工业升级花了10年多的时间，并且在第三产业上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如此推算，中国要摆脱人民币升值的困扰，必须得花上10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大约在2020年左右完成产业结构升级。
再看国内房地产的发展趋势，房地产价格最终能否得到有效遏制，一是取决于国内何时能够完成产业结构升级，不再过度依赖房地产业的发展贡献，二是取决于国内的区域均衡发展的调整，不再使得全国各地的人才都拥挤于一线城市，三是受制于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前面已经分析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发展大概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完成，而从人口结构来分析，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按照25年一代周期来算，不迟于2030年，国内将面临一对夫妻供养8位老人的局面，同时住房供给也面临过剩的局面，届时房价问题将不可避免步入下行通道。
从长期来看，游资囤积居奇对物价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且可以通过政府的严查打击在较快的时间内予以纠正。人口红利、政府行政成本对物价的影响从目前来看并非最为关键的因素，需要长时间的政府行政改革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完成。综合而言，从产业结构调整路径和时间跨度来看，中国仍将承受10年的高物价之痛。
6.2美国影响国内高物价因素的改观预测
美国影响中国高物价的因素在于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而美国什么时候改变其量化宽松政策则主要取决于美国经济何时能从本轮次贷危机中复苏。从货币政策关于经济增长、就业、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四大目标来看，目前美国最为关注的是经济增长和就业。而如果考虑到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靠消费来拉动的话，CPI指标到达一定的标准，或将是美联储考虑的又一因素。
就业增长是判断经济危机期间经济是否好转的重要参考指标，也是
美联储退出宽松政策开始加息的一个重要约束条件6%以下波动。图15显示（左轴表示失业率，右轴表示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从1982年、1992
年和2003年3个显著周期性高失业率点的历史规律来看，从失业率最高点至联储开始逐步退出宽松政策与首次加息通常存在1~2年的时滞。本次危机期间，美国失业率持续上升，至2009年10月上升至石油危机后的历史新高10.10%。对比次贷危机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相比，由于目前美国的经济增长更多依靠消费，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小，因此，本轮危机的复苏时间从原理上来说应该耗时更长。若按照滞后2年的历史规律，美联储退出宽松政策，下次开始紧缩政策可能要等到2011年10月，甚至更长时间。。传统上就业滞后于经济增长，因此当失业率从最高点开始下降时，通常意味着经济增长在这之前已经开始恢复性增长。经济正常发展情况下，美国失业率基本上在
注：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和美联储网站，单位：%。
图15 1971年以来美国失业率和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变动趋势
经济危机期间，经济复苏和平稳增长是美联储退出宽松政策开始加息的前提条件。从5次经济危机的历史数据来看，每一次经济周期中，GDP
从衰退谷底4反弹至正增长通常要1年时间，恢复至原有水平通常要经历2-3年时间，而加息通常距离经济衰退谷底2年滞后时间。经济衰退后首次加息时，GDP增长率均高于3%。2009年，美国GDP同比增长率为-2.5%，从当前美国经济复苏的势头来看，2009年年底可能是美国近期的经济衰退谷底。按照加息距离经济衰退谷底2年滞后时间的历史规律，美联储退出宽松货币政策最早也要在2011年年底。每一次大的经济危机过后，为尽快恢复经济增长，美国政府通常以短周期的房地产和居民非耐用消费品做为经济刺激政策的实施重点。从历史数据来看，新屋开工量和销售额的最低点至首次加息约存在3年时滞。本次经济危机期间，美国新屋开工量和销售额均在2009年1月达到最低点，按照历史规律，美国退出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在2011年年底至2012年年初。
综合前文所有的分析，中国短期内的高物价延续时间将取决于美国的经济复苏进程和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时间，预计在2011年底至2012年年初之前中国仍将承受超高物价之痛。长期内的物价走势，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进度，参考日本的历史经验，中国在未来10年仍将与高物价作斗争。当然，如果考虑到中国当前的出口市场分散化战略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未来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将会有所减缓，高物价持续时期或将短于10年（如图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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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因素：“中国病”
1. 产业结构缺陷推升的通货膨胀
n 固定资产投资的巨额货币投放直接催生通货膨胀
n 巨额外贸顺差诱发通货膨胀压力
n 房地产价格泡沫催生高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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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因素：“美国病”
2. 贸易逆差触发的美元超发动机与输出通货膨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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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因素：“中国病”
2. 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的劳动力成本提升
3.政府高税收和行政成本增加了产品的流通成本
4.商业模式缺陷导致产品价格螺旋上升
5.游资囤积居奇推升物价猛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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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因素：“美国病”
1. 产业结构软性化发展与对华贸易逆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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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美国何时从次贷危机中复苏：预计2012年初之前中国仍将承受超高物价之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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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进程：预计未来10年左右中国仍将处于高物价时代。 |
图16 中国高物价的国内外形成因素及未来走势预测
6.3从日本60年代中期产业升级经验看中国当前的投资机会
虽然60年代日本经济仍保持快速增长，但股市表现并不理想，1967年后才进入持续上涨阶段。在1968-1973年的股市上涨行情中，新兴行业如电器机械、精密仪器等行业超额收益明显，其次为建筑与房地产行业，但传统的重化工业未取得明显的超额收益。
从日本经验来分析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投资机会时我们主要关注两点：一是从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相似产业发展路径中寻找中国未来高成长的行业。二是要关注中国的独特性与差异性决定的产业生命周期与日本的差异。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需求驱动的产业结构升级投资机会：建议关注符合生产率基准和收入弹性基准的高加工度制造业，如重化工制造成套设备国产化、机床与机械组件、航空制造、铁路设备、汽车零部件等行业；符合需求结构升级的消费品行业，如房地产、汽车、家电、家纺、品牌服装、奢侈品等，以及以零售为主的相关消费服务行业；节能导向的产业主要包括新能源发电产业，工业节电设备、新能源汽车、生活节电产业如半导体照明、变频家电等行业，用于节能的相关新材料及器件行业，如稀土、锂等相关的小金属、磁性材料、化工节能材料及工业变频器等；同时关注中国的独特性，如城市化率偏低特点，城市化驱动的重化工业的产业生命周期预计要长于日本，这些行业在淘汰落后产能与需求增长的平衡中将存在阶段性机会。另外，老龄化速度相对日本提前，国内的医疗保健行业将获得更快的增长。
7结论与政策建议
7.1基本结论
（1）中国高物价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中诸如经济结构缺陷等“中国病”有着紧密关联。“中国病”对国内高物价影响最大的当属产业结构缺陷推升的通货膨胀，主要包括：固定资产投资的巨额货币投放直接催生通货膨胀、巨额外贸顺差诱发通货膨胀压力、房地产价格泡沫催生高物价。此外，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的劳动力成本提升、政府高税收和行政成本增加了产品的流通成本、商业模式缺陷导致产品价格螺旋上升、游资囤积居奇推升物价都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国内物价快速上涨。
（2）除了“中国病”因素，国外的“美国病”对中国高物价也有着重要影响。美国产业结构软性化发展的历史趋势下，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消费拉动，财政赤字和外贸收支双赤字持续增长的“美国病”必须依赖大量增发美元和实行美元贬值来减少外债负担加以“暂时治疗”。“美国病”助长了人民币升值，引发大量热钱流入中国市场，从另一个方向造成了国内物价持续高涨。
（3）“中国病”和“美国病”日积月累的结果便是：美国给中国印发纸币，这些纸币为美国国民换来了所需要的各种商品，从而形成美国“国穷民富”的现象；中国则相反，用这些纸币从中国老百姓手里换走了所生产的各种商品，进而造成中国“国富民穷”。而形成这个财富魔方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货币增发和商品增加之间的分离：新增加的商品流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新增发的货币却留在了中国市场上，不断推高国内的物价，不断稀释着国民手里货币的购买力。
（4）短期内，中国高物价延续时间将取决于美国的经济复苏进程和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时间，预计在2011年底至2012年年初之前中国仍将承受超高物价之痛。长期内的物价走势，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进度，参考日本的历史经验，中国在未来10年仍将与高物价作斗争。
7.1政策建议
（1）应对中国高物价和“国富民穷”，当务之急是缓解外汇储备占款、人民币升值压力和热钱冲击。
减缓外汇储备占款和人民币升值压力，一方面应通过强化中国出口分散化战略，减少对美国贸易顺差，同时应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与更多国家进行双边货币支付谈判，尽量采用人民币结算，减少美元结算使用量。另一方面，改革人民币结售汇策略，加大实施货物贸易出口收入存放境外管理的全国推广范围和力度，加强外汇收入的境外运用与投资。增加企业进入外汇交易市场的名额，鼓励美元外汇在企业间进行更自由的盈余调剂，减少企业美元结售汇对银行间市场的冲击。
减少热钱冲击，主要是采取疏堵结合的措施，一方面加强对假外贸、假外资渠道的附着热钱、地下钱庄渠道热钱、甚至是货币互换等渠道的热钱监管，堵住热钱流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决口；二是采取疏散的措施，打破人民币单边升值的市场预期，扩大人民币汇率日间双向波动率。严格监管热钱对国内敏感的房地产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炒作，将已进入国内市场的热钱引入金融衍生品市场和股票市场，构筑热钱蓄水池确保国内经济市场的稳定。
（2）加快产业结构升级，重要的是按照“十二五”规划纲要落实产业升级计划，加强技术引进与国内研发相结合，大力推进国内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实用型科学技术研究。重视职业技术教育，培养高级技术人才，发挥职业技术发展在国家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认真研究国际新型产业发展趋势，做好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定位与发展。通过利率、税收和土地政策等各种手段，使房地产回归合理价格区间，抑制资产泡沫膨胀。提高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快国民收入分配改革，减小国民收入差距，提高普通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培育国内市场，减少出口依赖。
（3）在中国与高物价斗争及产业结构转型的“十二五”时期，参照日本过去的历史经验，股市的投资机会主要存在以下领域：①符合生产率基准和收入弹性基准的高加工度制造业，如重化工制造成套设备国产化、航空制造、铁路设备等。②符合需求结构升级的消费品行业，如房地产、汽车、家电等。③节能导向的产业，主要包括新能源发电、新能源汽车等。④用于节能的相关新材料及器件行业，如稀土、锂等相关的小金属、磁性材料等。⑤应对老龄化时代加快到来的相关产业，如医疗保健行业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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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铸币税，也称为“货币税”。指发行货币的组织或国家，在发行货币并吸纳等值黄金等财富后，货币贬值，使持币方财富减少，发行方财富增加的经济现象。这个财富增加方，通常是指政府。财富增加的方法，经常是增发货币，当然也有其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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