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李克强经济学”（二）
3.历史上的政治家经济学
考察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政治家命名的经济学，都是在特殊的转折时期，以迥异往常的思路来实现经济转型与调整。
在罗斯福新政时期，现代宏观经济学还处在襁褓之中，不可能有所谓的罗斯福经济学的说法，人们只是将其称为“新政”。
最近又有“奥巴马经济学”的说法。认为奥巴马政府试图在强调个人自由平等、经济公平正义的前提下，着力描绘出一个对所有人都是均等的经济社会。并将华盛顿特殊利益集团视为造成近乎美国全部社会问题的根源。但是有人认为“奥巴马经济学”是异端，认为奥巴马采取的很多措施并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掩盖问题，或者说是在制造新的更大的问题。因此在奥巴马第一个四年任期结束的时候，美国经济依然深陷泥潭，前景更暗淡。而第二个四年任期将误导美国经济又四年。总之，“奥巴马经济学”距离一种成功的经济治理模式还为时尚早。
我们就来分析西方世界中以政治家命名的经济学最有名最成功的例子：里根经济学与撒切尔夫人经济学。
3.1 里根经济学
20个世纪70年代开始，滞胀成为困扰美国经济、政治的最严重的问题。正如美国第40任总统罗纳德•里根在1981年的就职演说中所指出的：
合众国正面临巨大的经济困难。我们遭遇到我国历史上历时最长、最严重之一的通货膨胀，它扰乱着我们的经济决策，打击着节俭的风气，压迫着正在挣扎谋生的青年人和收入固定的中年人，威胁着要摧毁我国千百万人民的生计。
停滞的工业使工人失业、蒙受痛苦并失去了个人尊严。即使那些有工作的人，也因税收制度的缘故而得不到公正的劳动报酬，因为这种税收制度使我们无法在事业上取得成就，使我们无法保持充分的生产力。
尽管我们的纳税负担相当沉重，但还是跟不上公共开支的增长。数十年来，我们的赤字额屡屡上升，我们为图目前暂时的方便，把自己的前途和子孙的前途抵押出去了。
里根上任之时，美国正遭受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发展路线束手无策。滞胀的出现是对凯恩斯主义的极大讽刺，因为在凯恩斯主义的内涵中，生产停滞和失业增加是同通货膨胀互不相容、不能并存的。里根领导的共和党明确表示赞成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主张，标榜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决定论”进行一次彻底革命”，转向供应学派以供应创造需求的论点上来。里根有一句名言：“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就是问题。”非常形象地刻画了里根意图以放松管制、削减政府规模来刺激经济的决心。
里根经济学由四个部分构成：减税、削减非国防财政开支、放松管制和反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具体的，通过削减政府开支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降低通货膨胀率；通过减税和加速企业折旧，以及改革一系列有碍于生产的规章制度，为企业经营者提供宽松的环境和市场自由竞争的政策空间，调动企业经营者和投资者各方面的积极性，摆脱停滞和膨胀，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里根的经济发展总体思路是以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来对付经济停滞，以货币学派的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对付通货膨胀。
里根经济学的财政政策观点主要是：主张平衡预算，反对赤字财政政策。里根认为减税不会增加财政赤字。他在执政后立即向国会提出减税计划，且被通过。其要点是将个人所得税率不分收入等级，一律在三年内减少30％，三年后个人所得税的税级还要随物价指数的变化加以调整。但做起来却很困难。因为减税实际上就是把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转移给企业和个人，因此在实践过程中不得不因为巨额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而大打了折扣，把最高累进税率虽然从70％降到28％，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但减税的幅度却小于原计划三年内减税30％的幅度。在后来的税制改革方案和实践中，把美国联邦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过去的50％降低到28％，公司所得税从过去的最高税率46％降低到34％。美国一度成为西方工业国家中税率最低的国家。
实践中，里根注意博采各派之所长。比如，为了摆脱经济困难，在实践中，他运用凯恩斯学派所主张的通过增减政府开支调节社会总需求的政策，供给学派所主张的通过减税和放松对经济的干预来刺激供给增加的政策，以及货币学派所主张的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稳定货币政策等综合地运用于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摆脱滞胀和控制通货膨胀的经济目标。
里根经济学在短期内遇到了不少麻烦。如，减税和增加军费同时并举，造成财政上的超分配和财力不堪重负，从而导致美国经济新的困难和不平衡。
里根经济学在长期内是极为成功的。不仅为美国赢得冷战打下了基础；为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创新大国打下了基础，今日人们耳熟能详的美国大公司，很多都诞生和成长于里根执政时期；里根减税政策虽然在自己的8年任期中并未得益太多，但是却一力早就了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经济的极大繁荣，可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3.2 撒切尔夫人经济学
撒切尔夫人与里根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在1975年结识时就一见如故，互相景仰。撒切尔夫人在里根之前上台，其早期的经济政策主张影响了里根竞选时期的经济政策主张。
撒切尔夫人上台前后的20世纪70年代，正值英国战后经济衰退的顶点。撒切尔夫人首次出任英国首相是在1978年至1979年英国的那个“不满之冬”之后。在那个冬天，不满薪资和生活现状的英国工人们在全国发起大罢工。在撒切尔上任后的前两年，英国经济萎缩了3.5%，失业人数增加了100万，社会动荡和骚乱时有发生。
撒切尔夫人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引领了当时的国际经济治理新潮流，代表了一种思路的根本性转变。20世纪70年代撒切尔夫人上台之时，西方主流的经济治理还是侧重政府的调控。如同撒切尔夫人在其自传中指出的，当时的时代潮流，在凯恩斯主义和社会主义影响之下，“人们强调的是政府通过直接和经常的干预能够改善经济情况。如果能以开明的办法使用国家的大权，国家就能使个人、家庭或工商企业摆脱在生活中所受到的各种限制。特别是，当一个家庭的花费超过其收入正走向毁灭时，（按照新的经济学观点）国家却走向繁荣与充分就业之路。”
而撒切尔夫人大胆地提出了要放开政府干预、放松监管，主张尽可能降低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回归自由化。她首倡的这一理论和做法，也在很大程度上掀起了当时西方国家的一次经济治理大转型。
为了刺激低迷的经济，“铁娘子”（苏联记者给撒切尔夫人起的绰号）毅然推动了一系列强力经济改革：她通过大幅加息和控制货币供应增长来遏制高企的通胀，并且推动预算削减和工会制度改革。与此同时，她还大力倡导监管放松和私有化。结果是，一度不可一世的工会势力被击败，一度庞大的国有企业被出售，一度繁琐的政府监管被放松，促进所谓的“自由资本主义”精神在英国的回归。
短期来看，在撒切尔夫人推动了一系列改革后，英国经济虽算不上十分出色。在撒切尔夫人执政的10年间，英国经济年均增长2.5%，高于动荡的20世纪70年代，但低于德法等欧洲国家。1990年她卸任时，英国的失业率为7.5%，高于她1979年上台时的5.3%。推动放松监管的政策也带来了促成房地产泡沫和纵容金融冒险等副作用，后者直接导致了近几年的严重金融危机。而英国经济迄今仍徘徊在衰退边缘。英国失去竞争力的许多传统工业也彻底消失了。
长期来看，通过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并让市场在更大的领域与程度上主导英国经济转型，撒切尔夫人经济学让英国重获竞争力。一度被失败阴影笼罩的英国经济，通过坚定而痛苦的改革，找到了重获增长动力的契机。这不能不说是撒切尔夫人经济学的遗产。
3.3 小结
考察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夫人经济学的成功之处，可以发现，他们都出现于一个经济大衰退的年代，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亟需政治家们改弦更张。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推行这样的重大经济改革所需的时间为10年左右。里根有两个总统任期，撒切尔夫人连续执政11年。就连最近喊出安倍经济学口号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赢得了第三个任期。总之，上述历史经验表明，8-10年可能是转型经济成功的最短适宜周期。
同时也可以看到，转型政策即使成功，当代人也并不一定是获益最大的群体。如1990年撒切尔夫人卸任时，英国的失业率为7.5%，高于其1979年上台时的5.3%。里根的供给经济学政策一度使得美国债台高筑。里根就任总统时，联邦赤字占国民经济的2.5%。里根第二个任期结束时，赤字升至国民经济的5%。债务利息支付也从1981年的690亿美元涨至1988年的1690亿美元——都是那个时代的天文数字。
对于我国来说，当前也面临着如何转型的困局。新一届国务院领导年富力强，基层工作经验丰富，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拥护。这使得新一届政府推行一种崭新的经济治理理念——也就是“李克强经济学”——有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虽然新一届政府目前尚未提出关于经济政策的系统阐述，也没有采用“李克强经济学”的提法，但是通过观察其期执政百日以来的各项施政措施，还是能感受到成型中的“李克强经济学”的万千气象。
在西方国家，上任百日是新政府组成后业绩大考的一个重要关口。以美国为例，罗斯福在上任百日时就搞了一个一鸣惊人的亮相。此后美国各任总统都非常重视上任白天的经济政策大考。在这个期间，一般内阁和国会都会密切合作，令新总统的经济政策得以系统贯彻。而新政府的经济幕僚在这个期间都会竭尽全力辅佐总统制定和发布新的经济政策主张。
我国新一届政府也承担着国民巨大的期望，并在执政百日之际出台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政策措施，下面就来讨论这些政策措施背后的逻辑。
早在十八大闭幕之后，本届政府的若干重要经济治理思想就已经初现端倪，一些系统性的论述包括：
改革还是最大的红利。李克强早在2012年11月就呼吁“改革还是最大的红利”。他认为改革目前已进入攻坚区、深水区，下一步的改革，不仅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更多方面的改革是要打破固有利益格局，调整利益预期。这既需要政治勇气和胆识，同时还需要智慧和系统的知识。在谈到下一步的改革步骤时，李克强重点强调：“改革要既有顶层设计，又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
新“两个凡是”。2012年10月10日，中国政府网公布《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提出“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媒体将此解读为新“两个凡是”。
2013年3月15日新一届政府组就任之后，进一步出台了大量令人耳目一新的施政措施。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多次强调要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稳定市场预期。 李克强强调，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防范通货膨胀。
7月1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对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如何与“经济运行区间”相配合做了详细阐述。
我国经济已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必须更加注重依靠转型升级。在这种情况下，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不仅要继续用好已有的行之有效的办法，还要适应新形势，创新思路运用新举措，统筹考虑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形成科学的宏观政策框架，给市场以稳定预期，为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当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内，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调结构为着力点，释放改革红利，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和自我调节的作用，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和后劲；当经济运行逼近上下限时，宏观政策要侧重稳增长或防通胀，与调结构、促改革的中长期措施相结合，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在处理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上，需要增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针对性：既不能因经济指标的一时变化而改变政策取向，影响来之不易的结构调整机遇和成效；也不能对经济运行可能滑出合理区间、出现大的起伏缺乏警惕和应对准备。
本为认为，上述表述似可概括为，若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就以调结构为着力点；若经济运行触及上下线，就必须回到稳增长的道路上。
7月19日，央行公告，经国务院批准，自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主要内容包括：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由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取消票据贴现利率管制，改变贴现利率在再贴现利率基础上加点确定的方式，由金融机构自主确定；对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不再设立上限。
从1996年建立全国统一的拆借网络形成市场化同业拆借利率开始，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步伐不断迈进。此次贷款利率下限全线放开则标志着利率市场化迈出实质性的一步，进入了新的阶段。
存款利率上限的放开也在逐步推进。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提出，中国存款利率的放开宜按照“先长期后短期，先大额后小额”的思路渐进式推进。近日有消息指针对企业和个人的大额可转让存单在中国推广的时机已经成熟，一旦推出，将成为存款的完美替代品。而有知情人士透露，今年上半年开始，存款利率上浮区间进一步扩大至30%的方案已在一些银行高层内部流传；7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了2013年度对中国第四条款磋商报告，IMF亦建议中国进一步提高存款利率上限，例如，将存款利率上浮区间扩大到30%，以与贷款利率的下浮灵活性相匹配。
贷款利率下限的放开标志着利率市场化进入新的阶段，离市里市场化只有一步之遥。央行此举这表明，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完全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和浮动汇率的节奏。同时，利率市场化是实现货币自由兑换和浮动汇率的一个重要条件，下一步可能将会放宽人民币日常交易汇率波动区间。
2013年7月5日下午，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国债期货已获国务院批准，证监会批准中金所开展国债期货交易。这意味因“3-27”国债期货风波事件而阔别18年之久的国债期货将重新回归中国金融市场。交易所推出国债期货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有利于“推进利率市场化”这个目标。
4.1.3批准上海自由贸易区
7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将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港保税区以及空港综合保税区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
虽然自贸区的相关细则预计在今年年底前才能确定，政策将涉及财政部、税务总局、一行三会、发改委等多部门的协调，其中金融领域改革力度可能最大，包括离岸结算、适度放开货币自由兑换、多种方式解决园区内企业融资等内容。
本届政府已下定决心选择上海作为第一个橱窗，展现“李克强经济学”是如何发挥作用将中国从硬着陆的风险中拯救出来的，而结构性改革或许表明此前禁止进入的行业将扩大对外资开放的范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贸区的批准显示了新领导层迫切希望重启一项陷入停滞的经济改革计划。在李克强3月底考察上海后，他开始向上海官员提出自由贸易区这个想法。“上海自由贸易区是李克强的得意之作。也许你会感到惊讶，上海市政府并没有大力游说中央政府。”
支持自贸区建设是新领导层决心实施经济改革的最明显标志。据财新网报道，上海建立自由贸易区计划曾招致金融监管部门的公开反对，但李克强总理力排众议，终令计划获批。财新网称李克强之前表示计划向外国投资者开放上海金融服务业，随即招致中国银监会和中国证监会公开反对。除了银监会和证监会的反对之外，在上海自贸区方案征求意见阶段，包括财政部、保监会在内的多个部委，对一些具体开放举措的尺度亦有所保留。
4.1.4“盘活存量，用好增量”
2013年6月，银行业爆发“钱荒”，银行间市场隔夜拆借利率一度高达30%以上，市场风传一些大中型银行违约，严重威胁到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问题是整个金融系统并不缺少流动性，而是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实体经济缺少资金支持，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就是“盘活存量，用好增量”。
2013年7月初，国务院公布的《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中提出了“盘活存量、用好增量”的具体措施。《意见》）中“盘活存量”十项重点措施包括：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引导作用；创新外汇储备运用；探索发行企业优先股；定向开展重组企业的并购贷款；探索发展并购投资基金；扩大不良贷款处置自主权；逐步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常规化发展；拓宽保险资金运用范围；引导银行理财产品对接实体项目；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意见》）中“用好增量”的八大重点领域是：支柱产业；过剩行业中的消化转移类企业；小微企业；“三农”领域；居民消费；国际化发展的优势产业；重点在建续建工程和项目；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和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民生工程建设。
4.1.5为中小企业减免税
7月2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今年8月1日起，对小微企业中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营业税纳税人，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并抓紧研究相关长效机制。这将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享受与个体工商户同样的税收政策，为超过600万户小微企业带来实惠，直接关系几千万人的就业和收入。
据财政部匡算，实施这一政策，年减税规模近300亿元；按照从今年8月1日起执行计算，当年将减税约120亿元。据统计，当前我国的中小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0%以上，贡献了中国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50%以上的税收，并创造了中国80%的城镇就业。该项政策调整能为小微企业带来直接实惠，有利于鼓励创业，对提振小微企业的发展信心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也能更好地发挥小微企业在稳增长、扩就业等方面的作用。
4月24日，国务院第一批先行取消和下放71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重点是投资、生产经营活动项目；5月6日，再取消和下放62项行政审批事项；6月19日，第三批取消和下放32项行政审批事项。7月22日，国务院发文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共计50项。
至此，新一届政府已经取消和下放215项行政审批项目。本届政府履任时，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有1700多项。李克强曾承诺，本届政府要在此基础上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至此，本届政府削减的目标已经完成35.8%。
分析上述施政措施可以看出，新一届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施政措施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也就是说，“李克强经济学”已经成为一种现实存在——那些认为“李克强经济学”仅仅是现象的观察的看法并不客观。那么，“李克强经济学”有哪些特色呢？
必须指出，巴克莱所认为的“李克强经济学”是一种硬着陆经济学具有误导性。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根本不允许出现所谓的“硬着陆”，即使“硬着陆”能带来任何长期利益。这是因为，本届政府需要完成的经济增长目标早已在各种权威文件中有所规定。首先，2011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够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
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
其次，2013年3月1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指出：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左右，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低于4.6%。……
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定为7.5%左右，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要继续抓住机遇、促进发展。这些年，我国制造业积累了较大产能，基础设施状况大为改善，支撑能力明显增强，储蓄率较高，劳动力总量仍然很大。
必须优化配置和利用生产要素，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为增加就业、改善民生提供必要条件，为转方式、调结构创造稳定环境；必须使经济增长与潜在增长率相协调，与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和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相适应。
另一方面，要切实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引导各方面把工作重心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上，放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综合权衡，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为7.5%左右是必要的、适宜的，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总之，某种意义上来说，2013年7.5%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本届政府必须守住的“红线”。至于“左右”如何解释，目前看来7%是能容忍的底线。越是靠近这个底线，预计本届政府就越重视经济政策连续性，就越有可能回到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只有在远离这个底线的区域，“李克强经济学”才可能更多地体现出创新的一面，各方所解读的各种各样的“三大支柱”，如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之类，才有更大的展示空间。
作为首位拥有经济学博士头衔的总理，以及对市场化改革作出卓越贡献的厉以宁教授的学生，相信李克强总理在其经济学理论形成之始便认可了市场在资源有效配置中的重要作用。
事实上，近期施政措施中，无论是提高要素的市场化程度（如利率市场化改革），还是取消和下放行政审项目，都可以看作提高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的表现，也是一个受过经济学系统训练的领导人的必然选择。
由此可以预期，新一届政府将会进一步加快各种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将是顺理成章的事，既包括水、电、石油、天然气等生产要素，也包括利率、汇率等基础经济变量。
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与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局面非常相似。凯恩斯主义的做法已经难以进一步拉动经济增长，只能另寻其他路径。历史上，如美国和英国等都是某种程度上采取供给学派的主张才得以走出困境。
事实上，供给学派的唯一困难就是预算平衡。由于供给学派要求大规模减税，政府财政收入会受到重大影响。例如，1981年1月，当里根宣布联邦财政“失去控制”时，美国财政赤字为740亿美元，联邦债务为9300亿美元。然而，仅仅在两年之后，美国政府赤字已飚升至2080亿美元，截至1988年国债总额为2.6万亿美元。在八年的时间里，美国已沦落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
不过我国目前赤字水平较低。目前，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从2009年的2.8%降到2012年的1.5%左右，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保持在安全水平。2013年的财政赤字规模占GDP比重预计在2%左右，不但低于3%的国际警戒线，也低于里根上台之初和第一个任期结束时美国的水平（1980年为2.7%，1984年为4.8%）。在较低的赤字水平下，采用供给学派减税主张的余地较大。
目前供给学派的主张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政策措施上。财政部长楼继伟在2013年7月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表示，通过推进增值税实现完全转型，预计在一两年内预计减税9000亿元左右。
另一方面，如前所示，“李克强经济学”实际上是在经济下线之上运行的，一旦逼近7%的下线，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主张会再次占据主导。不过当前财政刺激政策出台的可能性较小。楼继伟在参加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时就表示，从政策取向上来看，今年中国不会出台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仅会在保持财政赤字总规模不变的前提下，着眼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作一些政策微调。
展望未来，“李克强经济学”若要成为一种可行的经济治理模式，必须在更广泛的领域推出改革措施。本文认为，存在当务之急、重点突破、选择性推进三个领域。
如上文所述，当前的改革是在与危机赛跑。
首先，必须合理引导引导预期。现在的预期非常脆弱，个别事件都马上会改变民众的预期，会引起一系列的资金链终端的连锁反应。解决方法就是，就是要做好准备会发生的事，同时要想尽办法，尽可能挖掘一些可以合理增长的潜力，让整个泡沫不破。国务院参事夏斌认为，为了防范预期转向，政府应该向市场明确的表明，政府在政策把握上会想方设法包括利用巨额的外汇储备，包括利用国有资产的实力，国退民进想尽办法稳住经济局势，同时会坚定不移地改革，挖掘在大国经济体中中国仍然存在的相对较高的增长潜力，用时间来换空间，确保中国经济还能够健康的发展。
本文认为，在上述政策措施之余，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迅速补充银行业的资本，稳定银行估值的稳定，竭力避免经济运行的资金循受到影响。这就需要尽快开放资本市场银行的融资渠道（包括股权融资和次级债）；同时中央财政应该尽快发行专项国债，尽快筹集用于紧急时刻为银行注资所用的资金。同时明确救助规则，消解被救助银行的道德风险。同时，加强一行三会之间的政策协调。必须看到，在六月的“钱荒”中，一些出发点良好的措施（敦促金融机构积极去杠杆化），由于未与市场充分沟通，最终险些能酿成重大系统性。在金融领域可能爆发危机的当前，再度出台类似的措施时一定要考虑周全、充分谨慎。
其次，就业应当成为当前第一位的考虑。随着中国经济将进入持续下行期（根据一些学者的估计，未来10年的增长速度可能降到5%），以往高速增长所掩盖的就业矛盾将逐步放大。同时近年来大学毕业生人数已经从2002年的145万，到2008年的559万人，再到2013年699万人，预计未来5年还将持续增长。当前大学生就业压力之大是以往难以相比的，过去缓解就业问题的措施无论是规模都显得力不从心。如果大学生就业问题得不到足够重视和解决，年轻人失望的社会情绪如与其他领域严重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分化、人口比例失调以及宗教民族问题相互交织，可能酿成社会动乱。
为了更好地解决就业问题，上一个十年我国常用的控制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应当适时让位于保障就业的考虑。根据菲利普斯曲线，就是提高对通胀的容忍度，以通胀来换就业。
无论是本届政府最大的目标——新型城镇化，还是经济运行迫近下线时重启投资刺激措施，目前都与财政体制改革纠缠在一起。
首先，地方政府目前面临着严重的债务危机。从2008年底开始，国内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开始迅速攀升。数据显示，2009—2010年中国新增银行贷款大量流向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仅2009年一年，地方债务由2008年底的5.56万亿元增至9万亿元，2010年增至10.7万亿，根据据有关机构粗略测算，2012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可能在12万亿元左右，目前地方债务余额规模仍在不断壮大。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高达9.2万亿，占到银行业贷款余额的13.8%。
其次，地方政府财政失控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首先是助长了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加大了房价调控的难度。其次，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也加大了人们对中央政府救助能力的担忧。再次，目前地方政府的很多投资项目都出现严重的资金短缺，纷纷转向信托等影子银行渠道筹资，抬高了实体经济中的资金利率水平，挤占了其他行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资金来源。最重要的，没有充裕的资金保障，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化就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对于财政体制改革，第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地方政府的预算必须接受人大监督、接受公众监督。同时对于财政失败的地方政府必须有惩戒措施。第二个目标就是财权和事权对等，这就需要中央财政加大对地方财政的转移力度。
在这方面，本届政府应当加大力度消除经济中的各种道德风险。目前道德风险在整个经济中的蔓延已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
地方政府肆无忌惮的负债搞投资项目，债权人也敢于贷出资金，就是看准了地方政府不会破产，中央政府必然会出手相救。类似的道德风险在前几年大学负债发展时已经上演过一次。
投资者肆无忌惮的买进房产，看准的就是政府不会听任房价下跌，否则会连带引起银行破产。
银行进行激进的放贷，看准的就是央行到头来不会见死不救。
投资者放心买入各种影子银行产品，看准的就是银行即使无责任，也不会听任信誉受到损害。
诸如此类。如果各级政府不与经济中的道德风险解耦，各种救助责任最终会把公众财政压垮。即使是各级政府的救助责任的放大预期，也有可能对公众的整体预期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当前各级政府必须与各种各样的救助责任解耦。方法就是，首先明确救助对象的范围和救助原则。前文已经说明，目前政府必须救助的对象仅限于若干关系经济稳定运行的大型银行。舍此之外的经济组织和个人政府没有救助责任。其次，被救助对象必须承担经营不利的相应责任。
其余的选择性推进领域实际上就是消除目前经济中的诸多不合理因素。本文认为，可能成为重点考虑的领域包括：释放服务业中就业机会；从产业治理中释放利益；从制度上保护民众的创业积极性；终端消费者减税作为调整经济结构的主要的手段；区域映射刺激地方经济发展活力。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