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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速下滑到7.7%,低于国内外主要研究机构8%的增速预期。经济增长再次跌到8%以下,一时间中国经济增长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那么,到底中国经济增长有没有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经济增速下滑,未来经济增长能不能持续?

第一,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存在动力来源弱化、资源约束趋紧以及环境空间缩小三大问题。

首先,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在弱化。长期以来形成的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引致的重复建设、低效浪费、投资回报率下降等问题,特别是产能过剩问题尤为严重,从钢铁、煤炭、水泥等传统产业到太阳能、风能等新兴产业,都已经贴上了投资和产能过剩的标签,亏损已经成为很多行业的常态。因此,在未来经济结构的主动性调整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力也会是一个趋于下降的过程。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战略,出口一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人民币升值、全球需求萎缩、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竞争挤压、美国制造业复兴等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减弱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经济增长的资源约束在趋紧。在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下,中国通过巨大的资源消耗换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目前,中国是全球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铜精矿进口国、第二大煤炭进口国、石油进口国,在石油、铁矿石天然气、铜矿石、铝土矿以及煤炭这六种战略资源的进口依存度处于不断上升状态。而且我国资源保有量急剧下降,很多资源型城市资源已经枯竭。另外,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廉价的劳动力供给已不可能再无限供给。从2010年开始,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开始提高,一直在推动中国经济赶超增长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

再次,经济增长的环境空间在缩小。由于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和环境保护不力,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常常伴随着生态环境污染,空气污染、水源污染、土地污染、放射性污染等问题层出不穷,同时环境污染也在压缩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空间。综合世界银行、中科院和环保总局的有关测算,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总量的10%。另外,根据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2013年1月发布的一份环境研究报告称,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有7个在中国,中国500个大型城市中,空气质量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标准的不足5个。

第二,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是经济体潜在经济增长率[1]下降的结果。纵观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二战”后工业化国家人均GDP增长速度普遍加快,20世纪60年代之后开始普遍下降。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DP经历了长达30余年的快速增长后,也在20世纪70年代后进入减速阶段。可见,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高增长都具有阶段性,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经济高增长之后,随着一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实际经济也必然会减速进入平稳增长阶段,这是任何国家在工业化发展道路上都不能回避的阶段。

我国经济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革与后发国家的“结构性”收益,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长阶段,年均增速接近10%。随着土地、劳动力、资源环境的综合成本上升,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储蓄率下降,投资支撑经济增长的贡献缩小,中国长期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也必然要进入一个下降的过程,因此,实体经济也必然要经历一个减速的过程。

从目前经济的情况来看,虽然2013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速下滑到7.7%,但还是高于政府提出的7.5%增速目标。而且经济增速下滑并没有对劳动力市场造成大的冲击。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就业数据显示,2013年一季度末城镇登记失业率4.1%,与去年、前年持平。这也验证了我国长期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降是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客观原因。因为实际经济增速高于潜在增长率就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也不会对就业造成大的冲击。

第三,未来中国经济实现持续中速增长没有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我们往后看,只要经济年均增速达到6.9%左右就可实现GDP翻一番目标。“十二五”规划中,经济增速目标就是7%。从2001年至2012年,我国经济增速中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GDP的平均拉动作用分别是4.45%、5.22%、0.49%。由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逐年下降,另外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必然放缓,因此,我们假设未来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零,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半只剩2.61%,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取2001年至2012年间的平均值4.45%,二者相加正好是7.06%。相关研究亦表明,只要消费需求能够有效释放,就可以支撑中国经济未来10年保持7-8%的中速增长。因此,7%的经济增速是可实现、更平衡、更协调以及可持续的增长率。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和社会和谐。在中国梦的引领下,未来中国经济可以实现持续中速增长。

从消费来看,中国梦将驱动中国经济将逐步转向消费驱动增长模式,消费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而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将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群体。国际经验也表明,消费对GDP拉动的主导地位往往是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5000美元之间得到确立并逐步加强。201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经超过投资。中国梦将加快释放改革红利,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城镇化与收入分配改革的稳步推进下,未来消费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将逐渐增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将不断增强。

从投资来看,中国梦的进程就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深入推进的过程,这预示未来投资还有很大的空间。以城镇化为例,根据有关测算,按照2002年的价格水平,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需要基础设施投资9万元,按照1996年至2011年每年增加2119万人计算,我国一年需要新增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就达到1.8万亿。再加上需要增加的公共服务投资,投资潜力巨大。当然,在未来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市场化投资将逐步取代政府投资的主体地位。

第四,警惕“唱多做空”中国经济的伎俩。目前国外存在一种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过高估计和对实际增长率过高预期的倾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未来几年中国的年经济增幅在8%至8.5%之间。高盛也将2013年对于中国经济的全年增长预测从8.1%小幅上调至8.2%,他们估计中国的潜在增长在8.5%左右。目前包括亚行、渣打、美银美林、汇丰、瑞银等主要外资投行对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也均超过8%。这明显高于国务院政府工作提出的2013年7.5%的经济增速目标和“十二五”期间7%的经济增速目标。

这种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过高预期不仅会影响人们的行为,而且也会影响政府的政策抉择。因为,本来经济增速接近8%,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但是现在由于过高的预期而被认为是经济衰退或复苏乏力,从而导致人们的悲观情绪,进而影响人们的消费与投资行为。政府也会为了维持“偏高预期”的经济增速,因此采取不适当的反周期刺激政策(比如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人为地拉高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为经济的长期发展留下过多的隐患。因为从短期来看,这种政策效果显著,但从长期来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宽松政策和大量政府财政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效应都将逐步减弱,而且长期中经济增长更多地受诸多客观因素所决定的潜在增长率的影响。

如果政府被这些过高预期所影响,一再出台经济刺激政策,那就会步入日本的后尘,正好合了那些“做空中国”者们的心愿。日本经济曾经出现过持续四十年高速成长的奇迹,之后其经济潜在增长率开始下滑,但是政府却不甘心经济增速的下滑,不断采取不适当的反周期刺激政策(区域发展政策、产业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试图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泡沫经济。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破灭,日本经济陷入到长达20年的零增长。

可喜的是新一届政府似乎已经认识到潜在经济增速下滑的事实,不适当的反周期刺激政策推出的可能性已经大幅降低。在今年4月博鳌论坛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201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7.8%,这比前几年有所降低了,这里面降低的因素就有我们主动控制速度,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这个因素。”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5月13日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也明确指出,“要实现今年发展的预期目标,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空间已不大,还必须依靠市场机制。”



[1]潜在经济增长率是一个国家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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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诚颖

何诚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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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研究员(教授),国内著名金融证券专家,国信证券监事会主席、发展研究总部总经理,博士后工作站办公室主任。 2009中国青年经济学者优秀论文提名奖获得者,荣获2009年中国管理科学理论成就奖,改革开放30年中国管理科学理论成就奖,获世界金融实验室2004年度大奖,被评为2004年中国最具声望的100位证券分析师,2005年、2007年中国百名管理科学杰出研究者。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 》、《管理世界》、《金融研究》等著名刊物上发表论文300多篇,出版专著10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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