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12年12月，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一次题为“中国改革做对了什么”演讲中提出了“中国做的最差的就是引进西方的思想，做的最好的都是自己摸索出来的”观点。张五常这样说道：

做的最好的，中国的制度做的好，竞争制度做的好，这是人类的奇迹，做的最好。做的最差的就是引进西方的思想。中国自己做的好的地方是自己摸索出来的，抄回来的都不好，因为他们也不好，抄回来更不好。因为中国人是聪明的，但是他们不相信自己聪明，总是以为外国人聪明，其实中国人比外国人更聪明。

张五常直言不讳地揭示出今后一个阶段中国发展中将要出现的一个主流趋势：通过反思和改变以往紧跟国外亦步亦趋的发展模式，中国人开始在广泛领域中——既包括经济发展、社会管理等物质生活领域，也包括文化、学术等精神生活领域——以批判和创新的姿态开始自己的探索。

经济学领域正是这样一个有望出现新思想的领域。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政策对国际经济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利用外国的理论作为依据来制定政策，中国迟早会处于被动的地位。中国的学者有责任，根据事实自建内部逻辑自洽而各种推论又能和各种事实一致的理论，这样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不随别人的音乐跳舞。在国际经济格局，化被动为主动，发挥崛起的大国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因此，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壮大，中国经济学家有潜力为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世界级的贡献。本文分析的新结构经济学思想就是中国经济学家总结中国发展经验、自己摸索出来的一种新颖的系统性的经济学思想。

新结构经济学的提出者林毅夫是世界银行前副行长、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在过去20年中，林毅夫可能是时中国经济领域决策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之一。林毅夫曾是是朱镕基总理和温家宝总理倚重的经济决策智囊，也是“十五”计划起草人之一，对中国的经济决策，尤其对农村经济和国企改革等领域的政策，极具影响力。鉴于林毅夫对中国经济现象的独到研究和见解，以及他在世界经济学界的地位，一些著名学者甚至预言，他将是我国最有可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同时，国际发展机构的任职履历为其提供了机遇以全球视角提炼和升华前期基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得出的一些特殊命题的普适性，其成果正是新结构经济学。

所谓的“新结构经济学”，可以视为发展经济学领域中正在兴起的第三波思潮。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是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结构经济学”，强调市场失灵，主张“进口替代”的以政府干预主导的发展战略。发展经济学第二波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学说，代表性的政策主张是“华盛顿共识”和经济转型与改革的“休克疗法”，强调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的主导作用。作为发展经济学领域的第三波浪潮，新结构经济学试图既要“超越凯恩斯主义”，也不对“华盛顿共识”亦步亦趋，而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新结构经济学建议各国建设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政府为辅助的“二元系统”，其中，政府识别什么是符合该国要素禀赋所决定的具有最大相对优势的产业，并通过解决协调性、外部性问题、支持基础性研究以至于各类项目投资与基建投资等，来支持发展这类产业，以求推动经济转型。在此基础上，每个国家应寻求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政策，政府刺激可以作为一种手段推动有效投资，即提高生产力的投资，或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投资空间。也就是说，政府可以对比较优势进行动态规划，追求经济快速增长。通过构筑一种前所未有的“强政府+强市场“的双头模式，新结构经济学试图为落后经济体设计出一条经济发展的“普世道路”。

中国的经济学界有研究经济发展的悠久传统：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是就是中国的张培刚教授。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也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验室。因此，新结构经济学出现在21世纪的中国是水到渠成的事。

新结构经济学对未来十年中国的经济决策有强大的潜在影响力。首先，林毅夫依据其理论，提出中国未来20～30年有长期保持8%的增长率的潜力，这一点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规划以及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有很强的指引。其次，新结构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可能影响国内落后地区的发展政策，会对中西部崛起以及新型城市化的具体措施落地产生影响。最后，在崛起阶段，中国对外援助将不断增加，新结构经济学的经济发展思路可能决定中国对外援助的效率。

有鉴于林毅夫教授在中国经济学界巨大的影响力，以及其在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中的政策制定者的丰富经验，以及其创新理论对于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的创立有筚路蓝缕之功，更鉴于其未来10年对于国经济发展的潜在影响，投资者应当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及政策主张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本文正是一项介绍和评价新结构经济学思想的研究。

二、新结构经济学之前的发展经济学

1.发展经济学历史回顾

发展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逐渐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由于战后重建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促使了三种早期关于发展问题著作的发表，即斯塔利的《世界经济发展》(1944年)、曼德尔鲍姆的《落后地区的工业化》(1947年)和罗森斯坦—罗丹的《东南欧工业化问题》（1943年）。这三种著作的发表标志着发展经济学的开端。最早比较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专著，是张培刚于1945年底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一书。[1]W.A.刘易斯的《经济成长论》(1955年)；哈维·赖宾斯坦的《经济落后与经济成长：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1957年)；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的《经济发展》(1958年)；艾伯特·O·赫希曼的《经济发展战略》(1958年)等都是发展经济学早期的研究。

发展经济学产生以后，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结构主义时期和新古典时期，而后一个时期又受到新制度经济学思想的影响。

2.结构主义时期

结构主义分析时期从20世纪40年代末持续60年代中期或60年代末，在政策上强调计划的重要性。结构主义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具有结构上的特点，如刚性、滞后、短缺、过剩、低供求弹性等等。结构刚性意味着在较长的时期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不会有明显的改进,克服这种刚性必须大力发展工业化。而有计划的工业化是破解发展中国家刚性结构的关键,由此结构主义者提出了一系列结构主义发展思路。20世纪50年代初,发展经济学家R.普雷维什与H.W.辛格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交换中存在利益的不对称性，即中心—外围关系，发达国家在这个关系中处于中心的控制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外围的依附地位。同一时期W.A.刘易斯从二元经济出发，认为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部门存在无限剩余劳动供给，要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必须通过发展工业吸收这些剩余劳动力，他发明的二元经济结构发展模型的分析框架,将发展中国家的刚性结构问题理论化和具体化,成为结构主义发展思路最有影响的理论基础。此外，罗森斯坦—罗丹在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基础上,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认为资本匮乏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出要依赖平衡发展战略在各个行业与各个地区实行全面的、大规模的投资，以此来摆脱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陷阱,即大推进(big-push)工业化模式,其理论也成为结构主义发展思路另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标志。与此同时,R.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刚性结构的存在必然导致“贫困恶性循环”(the vicious circle of poverty),而要消除它就必须实现发展中国家内部不同区域的平衡增长。

结构主义发展思路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古典学派的理论和方法,认为刚性结构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共有的特点,从而表现出追求宏大理论的倾向,其核心是突出工业化和计划化的重要性，政策取向上强调资本积累、工业化、计划化及内向发展。

结构主义思路与其计划至上的政策取向在当时的背景下实际上得到了二个方面的现实支持，一个是1929—1933年的大危机，使人们相信市场不再是万能的，萧条时期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经济就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解脱出来；另一个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相对成功的工业化，这一事实使人们颇有信心，觉得计划可以很快地使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

结构主义的思路与其“计划至关重要”的政策取向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民族工业体系的初步建成，国民经济的独立性有所增强，人民生活方式和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等等。但是，这种强调中央计划，突出资本重要性的发展政策给发展中国家经济造成了多方面的不良后果，主要包括：(1)农业基本停滞；(2)建立的进口替代产业缺乏效率；(3)二元结构进一步加重；(4)微观领域缺乏激励机制，资源配置严重扭曲等。

3.新古典时期

在结构主义理论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实践之后，发展经济学家发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并没有因为走“惟计划论”的内向型发展道路而迅速改善，落后与贫困依然蔓延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反而是一些遵循外向发展、市场调节等政策的东亚国家如韩国、新加坡等逐步成为了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的典型，经济大幅度跨越，于是发展经济学家慢慢抛弃了结构主义的思路，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从僵硬的低效率的缺少活力的计划管理模式束缚下解脱出来，迈步走向市场经济，由此也进入了新古典主义复兴时期。

新古典主义复兴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其中心思想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尤其是反对集中管理的计划体制，而主张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舒尔茨认为，结构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不重视农业，结果农业成了工业的牺牲品；不重视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结果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发展缺乏后劲。因此舒尔茨主张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首先要引起重视的问题是相对价格的变化，重视市场的调节功能。舒尔茨、A.O.克鲁格、B.巴拉萨等发展经济学家深入分析后认为,以结构刚性代替价格弹性的结果是价导致价格扭曲,这种价格扭曲实际上是价格弹性的抑制和扭曲,消除价格扭曲和价格抑制的手段就是“使价格回到正轨”(getting prices right),而价格弹性抑制也就成为新古典主义发展思路分析的切入点。舒尔茨分析了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农业产品与工业产品的投资价格弹性差异，认为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发展中国家有计划的工业化的窘境,只有矫正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农业产品与工业产品的投资价格弹性差异,才能保持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利特尔和米尔利斯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来分析价格弹性,认为计划价格不能准确地反映价格扭曲的程度,提出了实行公共部门国内资源成本适度定价的具体对策。W.M.科登等人用有效保护率的概念,分析和估算了实行进口替代国家关税结构的资源配置效应以及反出口倾向的程度,结果表明这些国家不仅保护率水平高得惊人,而且按国际价格计算的增加值为负数。有效保护率本质上也是因关税致使价格刚性化,导致发展中国家国内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以及反出口倾向的提高。克鲁格对计划管理体制下的寻租(sent-seeking)行为进行深入分析,认为计划管理体制抑制了价格弹性对经济的激励作用,而且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易于引发租金成为合法与非法寻租活动的目标,从而导致腐败的产生。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到70年代末期,伴随着新古典主义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复兴，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从强调克服刚性结构转向强调价格弹性的作用，经济发展的主导思想也开始从“计划至上”转向“市场至上”。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古典主义的发展思路又受新制度经济学思想的影响，认为在政策取向上制度因素乃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制度经济者认为结构主义与新古典主义均是在制度不变的条件下考察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特点与价格弹性，其前提无疑是值得商榷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顺利的原因在于制度基础过于薄弱及由此导致的激励问题及信息问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将一系列制度因素考虑进去。R.科斯、D.C.诺思的产权界定及制度安排理论，O.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J.M.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G.阿克洛夫的柠檬市场理都在经济发展研究中找到了长足的应用。制度因素外的其他非经济因素也得到了重视。P.罗默修正和扩展了阿罗的“干中学”模型，提出一个含有外溢性、物质产出收益递减和新知识生产收益递增的竞争性均衡增长模型。R.E.卢卡斯以物质资本积累和技术变动、人力资本以及专业化人力资本三个模型为依托，构建了一个内生的增长理论框架。X.萨拉-I-马丁对各国家和地区间经济增长趋同趋势的研究模型等。

4.发展经济学的困境

然而几十年后，当发展经济学就回首过去百年历史，他们不得不对发展经济学学科发展的落后感到痛心疾首。现实是：绝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至今无法扭转命运，占世界总人口1/6以上的十多亿人（所谓“最底层的十亿”)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陷阱。同时，即使发展中国家已经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各种发展机构也施以多方援手，但直到2008—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仍难觅缩小的踪迹，所谓的“增长收敛”的预言仍是那么遥远，而日本、韩国、中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西、等少数经济体能在短短一二代人的时间里通过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使农业人口迅速脱贫，成为中等甚至高收入国家，可能只是例外。

总之，尽管发展经济学自成立以来已经有许多理论进展，但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对于要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能帮助低收入国家发展经济，提高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实现现代化的综合性框架，它迄今仍显苍白无力。

因此，人们对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些理论和政策主张，表现出相当的不满、产生极大的怀疑就不足为怪了。一些发展经济学家不仅对以往发展经济学所取得的许多理论成果加以否定，甚至对发展经济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产生了怀疑，并做出了发展经济学已经“衰落”、甚至即将“死亡”的悲观论断。代表性的论断包括：

1.“传统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已经被证明远远没有它生气勃勃的年轻时期所乐观地期望的那么有用。”

2.“在那沸腾的年代里，发展经济学的发展远远超过它所研究的对象―世界上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最近这种独特的差距缩小了。不幸的是，并不是因为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是因为我们这个学科令人瞩目地衰落了。”

3．“发展经济学的死亡很可能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和经济的同时兴旺。”上述颇为严厉的批评来自英国伦敦大学拉尔教授。他在1983年出版的《“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一书中批判了一大批发展经济学的名家，包括赫希受、纳克斯、钱纳里、缪尔达尔、刘易斯、普雷维什、阿明、斯特里顿、斯图尔特等，指责他们的分析方法、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灾难。

一个曾经前途无量的经济学领域，几十年中汇集了无数精英学者的心血，诞生了“哈罗德—多马模型”、“贫困恶性循环论”、“大推进理论”和“二元经济理论”等一大批著名理论的学科，其政策实践却最终导致加重全球数十亿发展中国家民众苦难的惨淡现实，这在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发展经济学真是一个灾星学科吗？该领域的新一代学者并不甘于如此恶名。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思想——被誉为发展经济学领域的“第三次浪潮”——正是发展经济学复兴的一次最新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