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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稳定民间投资新政策尚有优化空间

2016年第一季度,中国民间投资总额增速放缓。根据发改委公布的最新宏观经济运行数据,2016年第一季度,民间投资53197亿元,在总投资中占62%的比重。横向来看,整个固定资产投资投资同比增长10.7%,民间资本同比增长5.7%,在总投资中的增速较慢;纵向来看,民间投资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3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回落4.4个百分点,处于减速区间。发改委表示,未来将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市场准入条件,继续努力稳定民间投资。

 

 

在市场经济中,富有活力的民间投资往往是主要的投资推动力量。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投资”主要包括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居民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投资,分别指企业购买新工厂、新设备的投资支出,居民购买和建造的新住房,以及企业存货的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占投资总额的绝大多数,核算中一般以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投资总额的近似表征。民间投资是相对于政府投资而言的,前者主要投资于工商业建筑、设备和家用住宅,后者则集中于提供铁路、公路、基础设施等公用事业。从美国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看,除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外,民间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长期处于80%以上的高位,是最重要的投资力量。另外,民间投资对经济形势更加敏感,在总投资下降的危机时期,私人投资的比重下降更快,成为金融危机蔓延到实体经济最直接的通道;危机后的回升速度也更快,成为推动失业率下降和抵御通缩的主要力量。从投资的形成机制上来解释,民间投资具有更强的逐利动机,是消费强劲的直接结果,也是失业率下降的直接原因,具有顺周期波动的性质;政府投资则与宏观调控政策相关,经济低迷的时期增加赤字,扩大投资规模,经济过热的时期减少投资,具有反周期的调节性质。

中国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降低民间资本的投资成本,提供更多投资机会。20052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消除了从计划经济时代沿袭下来的歧视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取向,使民间资本的投资主体成为合法的市场主体之一。201051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向民间资本开放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领域、金融服务领域、商贸流通领域、国防科技领域,积极推动民间投资加强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并积极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参与国际竞争。2014111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引导民间投资进入公共服务、资源环境、生态建设、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实行统一市场准入,创造平等投资机会;创新投资运营机制,扩大社会资本投资途径;优化政府投资使用方向和方式,发挥引导带动作用;创新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发挥价格杠杆作用。201654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指出民间投资是稳增长、调结构、促就业的重要支撑力量,必须进一步放宽准入,打造公平营商环境,促进民间投资回稳向好。发改委拟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市场准入,削减行政审批事项,加大投资补助、基金注资、担保补贴和贷款贴息,并通过多层次股权市场为民间投资提供金融支持。

随着民间投资的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政府的政策着力点正在发生改变。2005年之前,民间资本已经在制造业的转口贸易领域得到大量积累,在政策上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开放投资领域,立即促进了民间资本的投资井喷;2010年以来,法律法规环境的改善逐渐扭转了不公正的营商环境,民间资本在商业银行的贷款地位也得以提升。通过中美数据的对比,当前中国的民间投资的主要特点是:其一,中国民间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60%,虽然国有经济的存在使中国民间投资的比重仍低于美国,但已经成为决定社会投资规模的主要因素。其二,民间投资成为决定社会投资规模的主要力量之后,其对经济周期的敏感性会对使社会投资总额形成顺周期波动,在新常态背景下加剧经济增长放缓的态势。民间资本的顺周期特性是过去10年投资总额持续增加的重要动力,也是当前实体经济投资收益率下滑后,社会投资总额不足的主要原因,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发生了变化。反映在政策上,除了继续降低民间资本的投资成本以外,对民间资本的金融支持受到更多重视,有助于提高民间资本抵御经济下行的能力,稳定民间资本的投资规模。

政府对民间资本增速下滑担忧,表明政府推动供给侧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思路并没有发生动摇,但未来需要进一步优化政策取向。此次经济增长向新常态的调整过程中,政府尚未采取财政干预的措施,也没有加大国有企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刺激力度,而是重视民间投资的作用,政策取向上暂时摒弃了全面的凯恩斯主义“货币+财政的干预策略。如果继续采取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方法,势必加大过剩产能的投资,使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果功亏一篑。虽然经济结构调整使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迟迟得不到缓解,但决策层显然继续保持着冷静和克制。然而,当前针对民间投资的政策着力点仍然处在继续降低民间资本投资成本的层面,并没有提升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的有力政策,而后者恰恰是民间资本在逐利动机驱使下逃离实体经济的根本原因。因此,如何引导资本参与技术创新,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加精准的政策,也更加考验政策制定者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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